近期，一段“机器人军团”集结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刷屏。数百台人形机器人整齐列队、动作一致，场景宛如科幻电影。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一次刻意的舞台表演，而是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批量交付的真实画面。一个新形态的智能物种，正加速进入我们的现实世界。
从技术层面看，我们正置身于一场迅速成形的生产力革命。数百台这类机器人已陆续投入新能源汽车、3C（指电脑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及消费类电子产品Consumer Electronics）制造、智慧物流等一线场景，成为真正的生产力单元。
从中国的视角看，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以技术突破和产业集群为轴心全面推进：在工厂端，通过多机协同实训加速产品迭代；在标准与专利端，通过大量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制定参与，争取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占据规则与叙事优势。
这一轮变革已不仅是技术竞赛，更是产业布局与战略竞争。
但当视线回到新加坡，我们会看到另一条同样重要却路径不同的发展路线。新加坡对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的态度，一直是积极与审慎并存。一方面，面对劳动力紧缺、人口老龄化与成本结构变化，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机器人密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智能设备广泛应用于制造、仓储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加坡并未把人形机器人简单视为劳动力替代，而是把它们置于公共安全、极端工况与制度创新的框架内重新定位其社会功能。
新加坡将从2027年起陆续部署人形机器人协助执行高风险任务，包括灭火、灾后搜救与危险品处理。初期以远程操控为主，目标是在2029年前探索具有一定自主能力、但仍由人类掌控关键决策的智能系统。这意味着新加坡的定位非常清晰：不是改变现有岗位结构，而是让机器人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替人涉险”。
同一时期，本地保安企业开始在机场和大型设施管理中测试人形机器人，探索它与监控系统、巡逻流程、应急机制的融合方式。对新加坡而言，这不仅是技术测试，更是社会测试：公众对拟人化机器的接受度如何？隐私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责任应如何划界？在答案未完全明晰之前，选择以小规模、强监管、可追责的方式，稳步推进试点。
这种策略正体现新加坡对“新物种”问题的核心态度：承认其生产力潜力，但拒绝以简单的“替代叙事”定义它；认可技术价值，但坚持将它放入标准、责任、治理与伦理的整体体系中考虑。若说中国在“制造一支队伍”方面走在前面，新加坡则更关注如何在制度、社会与治理层面，为这支“新队伍”建立安全可控的运行环境。
随着分布式智能协作加速发展，人形机器人开始具备超越单体的系统能力。云端与本地双大脑的结合，能够在算力与实时性之间动态平衡。未来的工厂与城市，“智能边界”将不再是单机，而可能扩展为整条产线、整座车间乃至一张城市级网络。
在这样的结构中，风险也会随之放大：算法偏差可能被迅速扩散；数据泄露可能产生连锁影响。新加坡之所以强调监管、标准、公众信任与责任界定，正是为这种系统性风险建立文明的防火墙。
更深层的挑战来自价值与意义。当更多劳动乃至部分复杂任务被人形机器人接管，人类的“不可替代性”将被重新定义。于是，许多原本属于哲学的提问，正重新变得现实而迫切：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人类将以怎样的方式与新物种共存？在高度自动化时代，情感与道德是否仍具有意义？财富是否仍值得追求？忠诚是否依然被赞誉？艺术是否仍能触动心灵？
也许，人类真正须要追赶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文明治理的速度与范围。新加坡不断强调：任何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技术的发展，都必须与人的尊严、安全与长期利益相一致。它提供的是一种区别于“技术崇拜”的治理智慧：不是问机器人能替代多少任务，而是问在它们替代这些任务之后，人类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责任与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形机器人的“军团时代”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它迫使我们在一个分布式智能无处不在的未来，重新回答那些最根本也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人？愿意构建怎样的社会？又愿意为哪些价值，继续守护那份只属于人的不完美与尊严？
作者是新加坡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