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12月21日）清晨，武吉知马圣若瑟堂出现可疑物品。警方迅速疏散公众、封锁现场，并出动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生化、辐射及爆炸物防御单位，最终证实只是虚惊一场。警方过后逮捕一名涉嫌自导自演的男子，并以制造虚假恐怖威胁的罪名提控。
事件没有造成实质伤害，却不代表“无伤大雅”。虚报炸弹从来不是无聊的恶作剧，而是一种高度不负责任的行为。它真正的破坏力，不在于有没有炸弹，而在于迫使整个社会必须把“最坏的情况”当成现实来应对。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格外不恰当——一周前，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几天前，台湾台北车站发生随机杀人事件，造成三名路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区域接连出现暴力案件，在社会处于精神紧绷的背景下制造虚假恐怖威胁，不只浪费公共资源，更会进一步放大社会的不安与恐惧。
恐怖行为的影响会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与人际传播迅速扩散，把焦虑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空间。虚报炸弹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机制：即便没有爆炸物，恐惧本身已完成“引爆”。圣若瑟堂事件仍在调查中，犯案者动机不明，要么对后果无知，要么根本无视后果。犯案者在宗教场所下手，后果又更加严重，这种行为不仅制造恐慌，也会侵蚀社会互信，如果警方没有当天就找到犯案者，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猜疑还会被激化。
这类虚报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台北随机杀人事件后，当地几天内也出现不下20起虚报与恐吓。《纽约时报》上个月报道指出，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近期接连出现虚假炸弹威胁。犯罪分子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散布爆炸信息，尽管最终都未发现真实炸弹，但每一次通报，警方都必须全力应对，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
从短期来看，虚报炸弹造成可量化的经济与公共成本。警方、民防部队、军方专业单位的动员，意味着高昂的人力与设备支出。2023年8月23日，新加坡多个政府大楼和大使馆收到18起炸弹威胁，警方投入大量资源彻查，最终才确认均为虚假警报。若事件发生在机场、航班或大型交通枢纽，后果更为严重：航班延误、旅客改签、运营中断，最终由无辜公众承担时间、金钱与情绪成本。今年2月14日，一名22岁男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要炸毁飞机，已在跑道上的飞机被召回，航班延误约两小时半。更夸张的是2022年9月28日，一名男子在从旧金山飞往新加坡的新航客机上声称有炸弹，结果新加坡空军出动两架战斗机为客机护航。
比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长期的社会后果。国际经验显示，虚报炸弹不仅消耗资源，更会逐渐削弱社会对真实危险的敏感度。“狼来了”的情节反复上演，容易让公众在真假之间产生困惑，甚至形成“反正又是假的”心态。一旦真正危机来临，人们可能反应迟缓，甚至选择不配合。圣若瑟堂事件最初曝光时，网络上便出现质疑警方“小题大作”的声音，这种反应本身，反映社会警戒心的不足。
内政部今年6月进行的一项社会实验，也印证了这一点。官方刻意在公共场所布置可疑物品，模拟“行李箱炸弹”和“汽车炸弹”场景。在2530名路人中，仅438人察觉异状，而真正打算或已经报警的，只有26人。这说明，有风险意识的公众本就不多，即便察觉风险，也往往犹豫是否要采取行动。社会必须建立心理准备，危险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大众要能在关键时刻回应，并将这种行动力内化。重点不在于最终会不会只是“虚惊”，而是一百次举报中倘若有一次是真的，那就能挽救许多生命。
新加坡不时主办反恐演习，目的正是训练社会整体反应能力——安全不能只交给军警人员，公众同样必须具备基本警觉。但强调警觉，并不等于鼓励全民活在恐惧之中。一个健康的社会，既不能因零星事件而陷入过度焦虑，也不能把安全当成理所当然。虚报炸弹或任何危险，都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因此，法律必须清楚传达强烈信息：制造虚假恐怖威胁，绝非轻罪。社会也应形成共识，任何建立在公共安全之上的玩笑，本质上都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