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8月23日发表张田勘先生文章《以弱胜强从来不是孤例》，有些可商榷之处。
特朗普在8月15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建议泽连斯基“达成协议”，并说：“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乌克兰不是。”张文指出：“特朗普这番话如果不是暗藏玄机，就是一种幼稚的直率，或者是幼儿的认知：弱者是打不过强者的。似乎作为弱者的乌克兰面对强者俄国，投降是最好的选择。”
特朗普及团队对乌战的掌握，应远比作者全面、深入。美国对俄乌战争前景的预测，也不是此文的预测可比肩的。假如乌军正在击败俄军，并向俄乌边境全面进军，特朗普应不会向泽连斯基提出这样的建议。假设美国方面预测乌克兰迟早会取得胜利，特朗普应也不会有此种建议。
须指出的是，弱者多数情况下打不过强者，即便张先生主张“以弱胜强从来不是孤例”。这里的问题是，乌克兰最终会成为“以弱胜强”的少数例子之一，还是“以弱输强”的多数例子之一？目前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暗示哪种可能性占据优势？这里有必要提及12月9日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所说的话：“一般来说，到了某个时候，体量优势最终会胜出，而它（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体量。”
另外，特朗普主张乌克兰应与俄罗斯尽快达成协议，与主张前者“投降”并非同一回事。实际上，达成协议、协定乃至签订条约并不等同于投降——即便是让步较大的协议、协定、条约都如此。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1360年，两国签订《布勒丁尼条约》。英国获得法国西南大片领土的统治权——但并没有使它永久占据这些地方。在1380年前后，法军已在相当程度上夺回签订条约时所割让的土地。到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时，法国收复除加来港外的所有领土。《布勒丁尼条约》没有在英法之间实现长期和平，也没有阻止其后英国人丢失他们曾经获得的土地。
1933年5月31日，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等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日军如确认中国军队遵守上述规定，即自动归还长城一线。该协定实际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默认日本对东北四省的侵占，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
关于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原因，梁中铭《蒋主席画传》中写道：“新加坡亦以国防力量，尚未达到足以和强寇相抗，可采必胜的时候”，因此便“忍痛”于5月31日签署该协定，“获取暂时和平的局面”。请问，《塘沽停战协定》在当时是否有必要签订？另外，它对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收复东北、冀东等地，是否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为何特朗普主张达成协议是因为他有“一种幼稚的直率，或者是幼儿的认知”？张先生真理解特朗普的立场吗？
去年11月2日，笔者在《联合早报》发表《美国是否犯了战略错误？》一文指出：“按理说，当今的美国如果真有战略远见，在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情况下，应考虑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就像1970年代为对抗主要对手苏联而与中国改善关系那样。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在2021年至2022年之交，其实应当全力阻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但当时的它并未真正朝这方面努力。”
同月9日，笔者发表的《特朗普胜选有助美国修正战略错误》一文指出：“俄乌战争如果能在不远的将来结束，应意味美中竞争重回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矛盾都‘从属’于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矛盾——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它走向激烈冲突的可能。”
俄乌战争真正的获利者是中国及美国，而欧盟、欧洲则应视为真正的受害方。至于美国，如果有长远战略眼光，就会认为让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长期或直接或间接地获利，对美国实现战略目标并无益处。相反，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并集中精力在印太地区，有其一定的紧迫性。
可以认为，特朗普欲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与他的全球战略目标是一致的。美国固然可以在军事上、经济上与政治上继续支持乌克兰作战，但这样的话，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很难研判。中国本来在经济上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俄乌战争为它提供了新的机遇。另外，俄乌战争使得俄中关系有了“本质”提升，在军事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入。中、俄、美大三角关系的演变，对中国也更为有利。这场战争使得中国更不易被美国“对付”，而不是相反。
（作者是旅加时评人，军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