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回归通常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又一次迸发。然而，这种解释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更结构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的演化中，特朗普主义已从一种政治动员方式转变为一个种族化的政治工程，成为21世纪的“雅利安主义”的重述。它不再通过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来理解美国，而是通过一种更僵硬的种族排列重新界定国家身份，把全球政治想象成种族集团之间的竞争，使“白人”重新被设定为美国归属和国家核心的基准，并被塑造成一个遭受威胁的主体。
这一转向源于一个长期维系美国全球身份叙事的结构性崩塌。
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以色列为了捆绑美国在中东的持续存在和军援，和美国犹太战略思想家共同推动了“犹太—基督教西方”的理论构想，把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纳入同一个所谓的“基督—犹太”（而不是希腊—罗马）西方文明共同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为这种幻象提供了学术合法性，使美国能够以文明差异来区分盟友与敌人，并在道义上为它对外介入，尤其是对以色列的军事与财政支持，提供正当性。在过去将近30年间，这种文明范式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行动、媒体叙述与政治修辞。
但今天，这一文明架构正在快速坍塌。美国国内最深刻的变化来自人口结构的转变，白人占比持续下降，多族裔社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动摇了白人多数统治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技术革命重构了全球舆论与叙事权力。TikTok和半岛电视台等非西方媒体平台兴起，打破白人、西方主导的传统媒体叙事。数码传播的速度、情绪强度和算法逻辑，甚至在许多层面超越20世纪的宣传机器——无论是纳粹、苏联还是美国冷战时期的宣传体系，都无法与之相比。例如，加沙相关内容在TikTok上的爆炸式传播，显著改变了美国年轻人对以巴问题的态度。
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同情以色列的比率已不足一半，这标志着长期支撑“犹太—基督教西方”观念的文化与思想结构正被迅速侵蚀。
随着后冷战意识形态框架的退场，其后的文明叙事支柱也日渐松动，美国内政与外交的身份基础出现了一个巨大真空。这个真空被一种更原初、更具政治可塑性的逻辑所填补——种族分类及其等级化。特朗普主义正是在这一时刻进入，为美国重新定位了一个以“白人性”为中心的国家身份。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白人受害者”成为最有力的政治资源之一：无论是铁锈带的工人阶级，还是南部乡村的贫困社区，他们的经济困境都不再被理解为全球化、金融化或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而是被重新编码为一种“白人被替代”的种族危机。
副总统万斯的个人经历，在这种叙事中获得象征性地位。他出身于一个吸毒和破裂的白人家庭，却被硅谷德裔保守派科技和风险投资大佬彼得·蒂尔所看好。蒂尔预见到数码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分化，他在商业和政治上不留余力地支持白人“无产阶级”出身的万斯，最终将他塑造成“白人苦难”与“白人救赎”的典型。
公民身份被重新种族化
万斯的这类叙事被用来描述美国及全球白人的处境，制造出一种白人群体面临人口变化、性别多元（DEI）政策、移民浪潮以及政治迫害的共同威胁，南非的案例尤被夸大为反白人暴力的象征。在这种世界观下，特朗普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运动，而是一个旨在保护“优等种族核心”免受迫害的政治运动。
种族化的这种逻辑也塑造了特朗普对国家空间的想象。在他的政治语言中，贫穷者、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常被描绘为须要清除出“美国美丽城市”的不速之客，而这些群体大多是非白人。同时，即便是具有合法身份并担任公职的非白人议员，例如伊尔汗·奥马尔，也会被描述为“应该被赶出美国”的外来者。公民身份的理解由此被重新种族化，隐含地转变为一种由血统界定的特权。
这种逻辑与纳粹德国将公民资格与种族纯洁性绑定的做法，在结构上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彼得·蒂尔与特朗普的德裔背景，及特朗普主义的种族主义，似乎隐约地指向了纳粹种族主义遗产。
这种种族框架并不仅限于国内政治，而是延伸到美国的对外关系中。特朗普的选择性同情进一步揭示其种族化的外交逻辑。他常公开表达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关切，把他们描绘成“全球白人受害者”的代表，但对于巴勒斯坦、海地或中美洲移民的苦难，却鲜少表现出同情，而是描绘为人口威胁或文化风险。特朗普最新的行政命令明确禁止部分“全球南方”地区的人进入美国，却欢迎“来自第三世界的白人阿非利卡人”，这种做法无疑揭示了政治决策背后的种族等级界定。
在这一逻辑下，美国逐渐与一系列白人或白人民粹主义政权建立“情感同盟”。俄罗斯被想象为一个“白人—基督教—传统主义”的文化亲属，而匈牙利的欧尔班总统则被赞扬为捍卫“西方文明”的先锋，而“文明”本身越来越成为“白人性”的代称。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具有古巴裔背景的参议员鲁比奥，甚至公开敦促美国外交官向欧洲施压，要求他们收紧移民政策，试图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未来。这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地缘政治，而是一种跨国的种族政治。
与20世纪的雅利安主义不同，“数码雅利安主义”生成于当代的技术基础设施之上。纳粹依赖的是集中化的宣传机器和国家主导的优生学，而今天的种族政治通过算法驱动的网络平台自动传播、自动扩散。X、TikTok等平台通过算法强化触发性内容，把“入侵”“替代”“白人灭绝”等叙事不断推送给用户，使恐惧与敌意在个人化的回音室中被放大。技术的逻辑比纳粹的戈培尔式宣传更高效，它无须国家命令，也无须统一意识形态，即可在算法的自动化机制中生成并重组一种带有种族色彩的政治共同体。亿万富豪马斯克政治立场的变化及其平台的运作方式正生动展现这一机制的形成。
若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美国可能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结构：一种由人口焦虑、意识形态衰败和算法扩散共同推动的数码化种族政治。在这样的结构中，美国的非白人群体——黑人、拉丁裔、亚裔、穆斯林、原住民以及犹太人——都将面临被重新定位的处境，其国家地位和社会归属将不再获得法律界定和文明叙事的保护。
美国因此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随着文明叙事的崩塌，国家似乎悬浮在两条未来路径之间：一条通往以种族为中心的排他性国家认同，并由人口焦虑、意识形态枯竭和数码技术推动而越加僵固；另一条则隐约显现于美国新的民主动力之中。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一位具有移民背景的非白人政治人物——的胜利，展示一种来自民主体制内部的反向力量，表明美国仍可能走向一个以权利、公正与尊严为基石、超越种族继承的政治共同体。他的崛起体现美国仍有能力重新激活它创立之初的普遍主义理想。
美国的未来可能走向封闭，也可能重新走向开放，但无论哪一种，美国对世界的意义将随之改变。特朗普主义所展现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文明叙事衰败、人口结构转型和数码传播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正在被重新塑造，而世界也将不得不应对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佛罗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