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的全球政治舆论场中，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常常给人留下一种沉默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在北美的大选年，还是在欧洲的议会辩论中，相较于其他少数族裔积极发声、争取权益的热烈景象，华人群体往往显得格外安静。
然而，若我们剥开这层表象，深入审视当下的地缘政治裂痕，便会发现：这种沉默并不能简单归咎于部分人的麻木（尤其是对进步议题），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在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被迫生出的“防御性冷漠”。
正如前段时间，日本华裔议员石平受到北京制裁——这位归化日本的评论家，因他对华强硬的鹰派立场，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遭受猛烈抨击。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主持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余茂春身上。在法律上，他们早已是日本人或美国人，其政治效忠指向居住国本无可厚非，但在中文世界的文化语境里，他们往往被贴上“汉奸”“数典忘祖”的标签。
这种舆论审判隐含着一个前现代的逻辑：血缘高于法律契约。无论你的护照颜色如何改变，你的血管里流着华人的血，你就背负着一种必须亲华的“原罪”。
这正是海外华人面临的第一道高墙：向“右”走不通。在当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为了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或者出于个人的政治理念而批评祖籍国，不仅会面临华人社交圈内部的道德绞杀，甚至可能被迫切断与故土的情感纽带和现实联系。
那么，向“左”走又如何呢？若一位海外华人积极响应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表现出对祖籍国的深厚情感与政治认同，等待他的可能是居住国日益严苛的审视。尤其是西方社会近年来泛起的“新麦卡锡主义”倾向，使得任何与中国的紧密联系，都可能被解读为安全威胁。从美国针对华裔科学家的“中国行动计划”，到加拿大加强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资助项目的审查，都在传递一个寒意逼人的信号：你的族裔身份，就是最大的嫌疑。
这便是第二道高墙：向“左”亦是绝路。过度的亲华表态，极易让华人被居住国主流社会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或外国代理人，从而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孤立与危险。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当“表达”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闭嘴”就成了最为理性的生存策略。
这种尴尬的局面，不禁让人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智慧。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针对东南亚国家对“红色中国”输出革命的疑虑，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阐述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即鼓励华侨自愿加入居住国国籍，并明确指出，一旦入籍，即应效忠所在国。
这一承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在“血缘文化”与“政治效忠”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对于当时的新马华人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解脱——他们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人”，而不必背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道德重负。这种清晰的界限，是战后东南亚华人得以在当地安身立命、构建族群和谐的重要基石。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道曾经保护海外华人的防火墙正在坍塌。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叙事的宏大化，血缘认同再次被无限拔高，似乎在暗示一种超越国界的“种族效忠”。
因此所谓的政治冷漠，实则是一种无奈的防御性伪装。海外华人并非没有观点，也并非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他们深知，在当前非黑即白的对立语境下，任何细微的声音都可能被过度解读。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家人在居住国（以及很多尚在中国的家人）的安稳生活，他们只能选择将这一部分自我“阉割”，退回到赚钱、养家、教育子女的私人领域，做一个面目模糊的经济动物。
作者是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