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晚，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简称《战略》），与以往不同的是，文件强调“永久主导世界”是“从根本上来说，不可取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采取收缩方针，强调西半球优先，尤其是拉美地区要确保美国说了算，必要时将采用“致命力量”维持控制权。为配合这一战略转变，白宫对美中关系及欧盟关系做了重要调整，正是这两点导致美英欧媒体一片哗然。
据说，新《战略》体现了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对华政策构想。最终发布的版本中，对中国的定位不再强调对抗，而是提出要建立“互利的经贸关系”，文件中仅有少数几次提到中国，但主要在经济关系方面，尽管还有几处间接提及中国，例如“来自西半球以外的美国竞争对手”，这种降调确实表明在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关税战之后，特朗普政府基于现实考量，淡化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美国媒体多将这份《战略》与拜登时期相比，认为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首要的外交政策挑战，特别高调支持台湾，新的这份在讨论台湾地位时保留了“战略竞争”的措辞，并呼吁与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和盟友更紧密合作，以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但调子明显低于拜登时期。其实，对美中关系的调整，台湾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如果将2025版与特朗普2017版相比较，更能看出重大变化与调整。
2017版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大国”和主要威胁，强调美国将与中俄进行大国竞争，而2025版将战略重心转移至西半球（拉丁美洲），并软化对中国的措辞，甚至未直接点名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而是强调经济互惠。
2017版也将世界描述为“自由社会”与“压迫体制”的较量，强调在全球推广美国价值观。2025版则明确放弃将美国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不谈民主促进或人权，侧重于“灵活现实主义”和追求狭义的国家利益。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关于亚洲的部分引人注目。讨论经济竞争时，中国被明确提及且细节详尽，但论及印太地区军事威胁时，措辞却变得非常模糊。”“与特朗普首份安全战略不同，这一次中国并未被直接点名为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这可能是整份文件最引人深思的缺略。”
欧盟认为收到美国的一份战书
这份《战略》共有三页提到欧洲，以“促进欧洲的伟大”（Promoting European Greatness）为标题，对欧洲盟友的措辞非常严厉，将它们描绘成任性、衰落的大国，称这些已将主权让渡给欧盟的国家，不仅压制民主，还压制那些希望强化民族主义的声音，并非常不客气地指出，欧洲大陆正因移民问题而面临“文明消亡”，可能在20年内变得“面目全非”，使几个北约盟国变成以非欧洲人为主的国家。文件总结说，欧洲地区可能变得过于软弱，无法成为可靠的盟友，并表明将培养对欧洲主流领导人的抵抗力量。
美英欧舆论既不能接受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的方向调整，更不能接受它对传统盟友的这种恶劣态度，尤其是不能接受新《战略》呼吁终结北约“永久扩张”的做法，将美国定位为欧俄之间的一个仲裁者，而不是反对俄罗斯的欧洲盟友。《战略》中对欧洲的措辞，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今年6月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就有过类似表述，引发欧洲愤慨；欧洲政学两界当时就认为美国的欧洲议程是向欧洲下战书。2025版《战略》正式发布后，伦敦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级研究员贝戈（Katja Bego）就说，阅读这份文件的欧洲领导人须要“假设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已经终结”。英国历史学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称文件“给欧洲敲了最响亮的警钟”，“这是万斯在慕尼黑臭名昭著的演讲的强化版，而且是作为美国官方政策”“基本上是公然宣布反对欧盟”。
《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新安全战略颠覆历史：“恶人”竟是欧洲，而非俄中》，批评之意跃然纸上。其他大媒体也基本持同样批评态度。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是急转弯
新战略定出的方向是“西半球优先”，很多评论都忽视了这是战略急转弯，因为就在11月上旬，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访问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和韩国等被华盛顿视为“美国优先战略”地区的国家，在与亚细安各国防长会晤时，他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与主张，宣称美国“寻求和平，不寻求冲突，但必须确保中国不会试图支配你们或任何其他国家”。
万斯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任参议员时，就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全面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明确支持并推动美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并主张美国须要加强该区域的军事存在、盟友关系，遏制中国。两人成为特朗普政府要员后，仍持同样观点。万斯在5月23日的美国海军学院2025届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谈的仍然是：美国面临来自中、俄等国的严峻威胁，这些国家决心在各个领域击败美国，从频谱到近地轨道，再到供应链，乃至通信基础设施，美国须要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鲁比奥在8月12日接受纽约早间广播节目主持人希德的采访时，仍然表明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技术、商业、贸易、军事、情报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是美国的对手和敌手。
发生这一变化的时间点就是10月末特习釜山会，原因则是美国对华关税战失利。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在全球维持领导地位，但目前确实遇到困难，财政紧张，38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还在继续增加；产业空心化，社会严重分裂。在此情况下，先收缩全球战线，保住拉美后院，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现实考量。我认为，美国真正应该忧虑的是现任政府的决策过于随意（战略不确定），这会导致决策执行成本的巨大浪费，以及国民对政府信任度降低。
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则是一个欧盟自立的问题。鉴于长达半世纪的“福利换选票”政治，欧洲各国现已丧失自立能力。也因此，大西洋伙伴关系虽然进入加护病房，但双方都不想拔管，注定还得延续一段时期。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的调整，确实让中国再次获得战略机遇期。只是以中国目前的情况，能利用到什么程度，还要看高层的决策能力、中层的执行能力，以及高科技产业企业的内功（科技创新能力、盈利能力），此外，中国还面临一个几乎无解的严重失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依靠劳密型产业解决失业问题，现在世界在美国压力下进行产业链重组，中国的劳密型产业为了求活不得不向东南亚及其他国家转移，让中国失去许多岗位；失业者一多，国民消费力必然下降，中国不得不依靠加大出口贸易以维持本国经济，这一做法势必引发国际矛盾。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欧洲称之为“中国出口狂飙席卷全球”，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回国途中称“中国正在杀死客户”，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可以断言，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一新机遇期实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外关系仍然会卡在瓶颈中。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