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界在2004年提出，并在2008年前后一度进入美国官方话语体系。此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关系波动，这一提法逐渐淡出公共视野。令人意外的是，今年10月30日，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釜山会晤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抛出“G2”概念，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与讨论。
与20年前相比，今天重谈G2，其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其中至少有两个时代背景不容忽视。
第一，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2004年前后，美国在经济、科技、金融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中国仍处于“融入型崛起”阶段。当时所谓G2，更像是美国主导下的“责任分担”，而今天，中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高科技、全球南方影响力等多个领域快速追赶甚至局部领先，中美已进入一个相对接近、相互形塑的新阶段。这一变化，使任何形式的G2都不可能再沿用旧有逻辑。
第二，全球大环境已显著逆转。
过去20年，国际体系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而今日的关键词则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回潮、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益转向孤立主义与“美国优先”，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投入意愿明显下降，国际合作机制遭受系统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G2所面对的世界，已与当年截然不同。
正是在这两个变化的交汇处，G2概念的内涵会发生转变。一方面，中美在气候变化、金融稳定、公共卫生等领域仍存在合作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美国的不安与防范心理加重，竞争乃至对抗因素不可避免地上升。可以说，今日G2所蕴含的博弈意味，远大于合作共识。
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看，重提G2并非偶然。特朗普清楚意识到，美国国内正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产业空心化、收入分配恶化、社会撕裂加剧、民粹主义上升。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内部改革解决，于是其政策重心自然转向“向外部要资源”。
具体做法，便是以关税为核心手段，向贸易伙伴施压。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国，美国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增加对美投资、扩大对美采购、承受更高关税成本。对特朗普而言，中国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具“汲取空间”的对象。
在此语境下，所谓G2更像是一种策略性设计：通过“平起平坐”的表述安抚中国情绪，同时引导中国在经济、供应链，甚至全球事务中为美国分担成本，弥补其短板。这种安排既服务于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叙事，也可能服务于延续美国全球影响力的长远考量。
从战略层面看，美国或希望借助中国在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与自身的金融和军事力量形成互补。以非洲为例，美国能够提供的主要是金融资源和安全支持，但非洲真正迫切需要的是道路、电力、产业和就业。如果通过G2式合作，由中国“干活”，由美国“背书”，美国的全球存在感便可得到维持。
问题在于，这样的G2是否现实、是否可持续？
客观而言，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阶段。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潜能巨大却因地缘分裂而难以普惠；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金融风险、债务问题交织叠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若能展开合作，当然有其积极意义。
但同样必须看到，中美之间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带有深刻的战略焦虑。即便特朗普本人具有较强的交易性，其执政团队和华盛顿整体意识形态环境仍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这使任何以“共治”为目标的G2都缺乏制度基础和长期稳定性。
因此，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并非是否要接受一个狭义的中美G2，而是能否对G2作出新的、开放性的解释。
与其将G2理解为中美“共同管理世界”，不如将它转化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机制。在现实中，美国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北方体系，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经济与发展议题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协调能力。如果G2被赋予这样的功能定位，其排他性将大幅降低，其包容性和现实意义反而增强。
当前，全球权力结构正由单极走向“多极”。中美的确拥有更强的动员与协调能力，但欧盟、印度、俄罗斯、亚细安、金砖国家等同样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G2被理解为狭义的“两强共治”，只会引发其他国家的疑虑与疏离；若被理解为“两强协调、带动多方”，则更容易获得认同。
归根结底，未来全球治理必然走向多中心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固然须要改革，但它们的核心精神——协商、包容、合作——仍不可替代。在这一框架下，中美合作若要产生正面效果，必须摒弃排他性，共同嵌入多边体系之中。
不是G2共治，而是G2协调；不是排他，而是连接。
中美的角色，不应是站在世界之上，而应是站在体系之中。只有将中美关系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南北合作图景之中，两国的互动才是既站得住道义，也能走得远的战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