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的基督教—穆斯林关系并非十字军东征的延续，而是被人口结构变化、国家安全现实、数码传播机制与极右翼叙事共同塑造的复杂结构。宗教差异本身通常不会导致冲突，真正推动紧张的，是叙事被武器化、情绪被放大，以及极右翼利用历史符号重塑的公众认知。
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确实是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中的浓烈章节，但数百年后，贸易、外交与文化互通才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今天的极右翼却把十字军意象重新包装为政治工具，从历史背景抽离，用来暗示“文明宿敌关系”正重返英国社会。这种叙事并非历史分析，而是通过象征化的语言激发恐惧，把当代多元文化解释为“旧敌再起”，为英国的排外政治制造情绪基础。
理解英国的宗教关系必须从人口结构出发。根据2021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普查，穆斯林约占人口的6.5%。这一规模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战后经济重建、英联邦移民体系和家庭团聚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战后，英国工业体系严重缺工，主动从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吸引劳动力。数十年后，穆斯林在英国城市中形成稳定社区，从早期的工人阶层扩展到如今的医疗、法律、学术、创业与公共服务岗位。穆斯林群体本质上是英国社会演化的组成部分，而非外来文明的突入。
但与此同时，英国确实面对极端主义的现实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极右翼暴力以及孤狼式恐袭，都是国家安全体系持续监控的对象。在截至2024 年3月的一年内，全国共有约212人因“恐怖主义相关活动”被逮捕。英国的反恐体系战略（CONTEST）、“预防”（Prevent）项目以及情报合作，对潜在风险进行制度化管理。然而，极端主义的存在并不等同于穆斯林群体整体的问题。国家安全的逻辑区分“行为”与“身份”，而极右翼叙事则刻意模糊两者的界线。
真正造成当代社会紧张的，是极右翼在数码时代所掌握的叙事能力。社交媒体算法偏好制造恐惧、愤怒与身份威胁的内容，使极右翼话语在传播上占据结构优势。他们的核心目的，是将社会的复杂问题简化为“文明危机”，让白人群体相信自身正在失去文化与政治主导权，从而动员他们在选举和舆论中支持更排外、更对抗性的政策。换言之，极右翼不是被动反应，而是主动重写现实，试图在英国制造“文明冲突”的心理框架。
在叙事技巧上，极右翼有一套明确的“武器化”方式。他们首先设定“心中的敌人”（穆斯林、移民、多元文化倡导者），然后把这一敌意伪装成公众的普遍不安。他们通过放大个案犯罪、隐藏社会背景、使用群体化语言，把少数人的行为叙述为“群体威胁”；再通过“替代理论”“文化被侵蚀”“清真寺象征占领”等重复的标签，将复杂的社会变化塑造成单一的敌对关系。这种叙事的关键在于：把极右翼自身的恐惧，转述成英国社会的“共同忧虑”，并借助算法放大，使它看起来像“全民共识”。
多项调查显示，大多数英国人对多元社会持开放态度，但仍有三至四成受访者在不同议题上，对穆斯林或伊斯兰表达不安。这一“情绪性比率”本身并不意味着敌意，但却为极右翼叙事提供可渗透的心理空间。算法放大，进一步将这些分散的情绪组织成“看似一致的焦虑”，加剧社会对立感，也让温和多数的声音，在舆论场中被迫退居次要位置。
在制度层面，英国并非毫无防御能力。法律体系通过《平等法案》、仇恨犯罪法规和法院，实践保护宗教群体的目的；政府致力推动跨宗教合作、社区凝聚计划，和地方议会—清真寺—教区的合作机制；主流媒体保持职业规范，尽管受到商业压力影响，但总体上避免将宗教标签化；英格兰国教长期倡导包容立场，强调穆斯林是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些制度构成英国社会的稳定基础，防止极右翼叙事快速转化为主流政治。
社会层面也形成反仇恨的网络，包括民间组织、宗教团体、研究机构和地方社区。尤其是“希望而非仇恨”（Hope Not Hate）等民间组织，通过监测极右翼的动员方式、追踪线上仇恨趋势，为政府与媒体提供数据支持，以及推动社区层面的教育与对话，成为抵抗“叙事武器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的作用不是压制不同意见，而是防止缺乏事实基础的恐惧叙事主导公共空间，使英国形成某种“社会免疫系统”。
综观英国这些年来的宗教紧张结构，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存在宿敌关系，而在于极右翼如何利用数码技术重写这种关系，符合自身政治目的。人口变化、经济压力、国家安全事件确实可能引发公众焦虑，但极右翼通过叙事武器化，把这些情绪组织成文明对立，再用算法放大，使社会误以为冲突不可避免。
要打破这一幻觉，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回应，还需要学校教育、地方议会、社区组织和跨族群对话平台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让不同背景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可见、相互可理解。英国必须捍卫的并非单一宗教传统，而是公共理性、公民平等与多元共存的制度基础。真正的挑战，是在情绪被操控、叙事被重写的数码时代，确保不同群体都能安全、平等地进入公共生活。这才是抵抗极右翼叙事的关键，也是英国社会未来稳定的基石。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