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政治家最大的责任

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新近一番涉台言论,又一次引发一场中日外交大风波,而且给两国之间的“旧恨”不必要地添加“新仇”。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中方在算旧账,但笔者愚见,高市惹出的“新仇”才是导致北京光火的关键。当然,新仇难免又重新挑起旧恨,使许多历史沉渣都相继泛起。所谓旧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而“新仇”则是在任的日本首相,公然把台湾有事论和所谓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扯在一起。

11月7日,高市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的质询时表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文称存立危机事态),并暗示在日本现行的安全保障法制之下,日本可以用集体自卫权的形式,令自卫队武力介入相关事态。以下是笔者找到的问答节录。

冈田克也:……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台湾被海上封锁,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对吧?……所以我想请教,到底什么情况才算是存亡危机事态?

高市早苗:……例如,为了解除海上封锁,美军可能前来增援,为了阻止这一点,中国可能会采取某种武力行动。因此也必须设想这种情况,那时所发生的事态。我认为必须综合考虑然后作出判断。

冈田克也:目前为止我们的答辩还不能确定什么是存亡危机事态,对吧?那样会把非常广泛的裁量权交给政府。所以我对此表示担忧。……但我觉得你们似乎在非常轻率地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一旦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也将可能动用武力,那样的话,势必遭到对方的反击。因此,正如从乌克兰和加沙的情势所见,冲突可能扩散到何处,无法预料。或者冲突扩散到日本全境,这会给国民带来极其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这是政治家最大的责任。如果仅仅用“可能性”“也许”这样的词汇,执政党议员和包括自卫队成员在内的一些评论家发表了这样的声明。我认为他们说的话是非常有问题的……。

高市早苗:要设想各种可能的事态,考虑最坏的情况,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刚才提到了“有事”一词,那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中国的北京政府为了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会采用什么手段。那可能只是封锁出入,也可能是武力使用,也可能是虚假信息或网络宣传等攻击手段,我认为须要考虑到各种情况。但如果真的动用战舰并使用武力的话,无论如何,我认为这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如果真的发生武力攻击的话,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我认为这是根据法律条款文本的合理解释。

冈田克也在提问中也指出: “如果日本舰船遭受到攻击,那就属于遭受武力攻击,我认为那不是存亡危机事态,而是武力攻击事态。虽然也有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但在日本舰船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在船只仅仅只须要绕行一段路的情况下就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我很难想象。我认为不应该用那种暧昧的方式表述这种事情。”

在冈田看来,即使是日本舰船遭到武力攻击,也不是存亡危机事态,而是武力攻击事态。这么说,如果中国只是对台湾动武,日本又有什么理由将之解读为存亡危机事态呢?说白了,这是要强出头。客观地说,如果台海发生武力冲突,肯定会影响海上交通和运输,在这个意义上讲,对区域国家都有影响,但未必就构成存亡危机,除非中国也直接攻击这些国家。但如果日本保持和平,人们很难想象,中国有什么理由或必要去直接攻击它。

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始于2021年12月1日日本前右派首相安倍晋三,当时安倍已经卸任。自诩为安倍门徒的高市,平素拾其牙慧不足为奇,但在首相位子上发表这样的言论,显得非常轻率。这不仅对中日关系没有一丝好处,徒使日本经济因北京制裁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也无端加剧台海的紧张,既有外力试图干预,北京也有更好的理由加强巡弋和防备。

北京指高市的言论犯下四大错误:一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二是对中日双边政治文件的背叛;三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违背;四是对日本国内宪法义务的破坏。这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但这场风波原是不必要和可以避免的。中国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就已主动放弃索赔,也放下了“旧恨”,和日本恢复邦交。但高市似乎忘了,中日建交时所发表的公报(联合声明)清楚写着: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既然早已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现在的涉台言论,就等于出尔反尔,不只有挑衅意味,更等同于干涉中国内政。

2015年7月,在民众的强烈抗议声浪中,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安倍晋三政府提出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就规定,在“存亡危机事态”之际,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的定义是:“与新加坡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因此威胁到新加坡的生存,从根本上颠覆了新加坡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明确的危险事态。”

日本右派势力和政客这么做,也许是出于心虚,对崛起的中国也存有畏惧,因此设法在军事上和美国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当然,这也存在受到美方怂恿的可能性。因为,这有助于美国钳制中国的大目标。但客观地说,日本根本没能力随意动武,除非是得到美国允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日本仍然是像被压在美国五指山下的孙猴子。那何苦在这个时候还要像瞎子打灯笼白费蜡呢?

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在国际关系正在经历大变局之际,曾经的侵略国和战败国,尤其应该戒慎恐惧,认清时势,维护和平,并谨记历史的教训,避免国家再次被卷入国际纠纷。如冈田克也所言,这才是当前日本政治家的最大责任。真正会造成日本和亚洲各国存亡危机的,是发生大国战争。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退役海军上将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小詹姆斯·亚历山大·温内费尔德(James A. Winnefeld Jr.),最近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专文提出警告:大国战争有可能再次爆发的危险。

面对如此危局,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应竭力维护和平和以避战为己任才是。日本的政治人物照理更应有这个认知。其实,早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首相村山富市著名的“村山谈话”,就谈到真正让日本陷入“存亡危机的事态”。

生于1924年的村山毕竟是经历战争的过来人,他说:“新加坡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们,戒之哉!戒之哉!千万不要再让国家陷入另一次战争灾难。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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