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丰恬:新加坡家办从数量走向治理与影响力

近几年,新加坡俨然成了全球财富迁徙的代名词,单一家族理财办公室数目,在五年内增近10倍达2000家。然而,几宗跨境洗钱案(包括福建帮、太子集团)后,让人不禁质疑:这些以“耐心资本”著称的家办,到底能为新加坡带来什么?

重质不重量,新加坡家办生态圈当下须认真回答三个问题:谁留下来?怎么管好?能贡献什么?

全球地缘政治与监管环境变化,推动欧美和大中华家族的资金不断流入本地。然而,少数家办被用作洗钱载体,动摇新加坡“可信赖财富中心”的根基。

对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回应十分清晰:不泼冷水,而是提高门槛,释放“零容忍”信号,包括收紧税务优惠审核、强化资金来源及“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简称KYC)核查、运营实质审计、把家办纳入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框架、撤销问题家办的优惠等,力求在开放和收紧之间取得平衡。

凭心而论,涉及不当行为的家办占整体不到1%,但在公众舆论眼中,一颗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粥。然而要把关质量,不能单靠监管政策力度,作为一个数目不断增长的金融群体,家办本身也要做好功课、提高治理,才能长远走下去。

家办资源有限 如何抓好治理

然而要求提高治理,从实操角度,不少家办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一般人来说,“家族理财办公室”听起来气派十足,但事实上,大部分家办的规模属于微型企业,团队零星两三人,既要管家族财税,又要理全球资产,日常琐事牵绊,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市场话语权与合规资源都极其有限。

不少小型家办坦言:“我们当然想机构化、合规,但有没有一条承受得起的路可以走?”

在我看来,至少有两项是家办可以优先做到的。

首先,把“为什么要设立家办”写清楚。许多本地家族已投资理财多年,节税也非首要考量,当它们看到市场上一窝蜂的家办设立潮,不禁困惑:设立家办到底有什么好处,能达成什么目标?

一份简单的家族使命说明书,能减少很多内耗。出钱出力设家办,到底为哪桩?分散投资、提高回报、保值、传承、还是创造社会影响力?家族的风险底线在哪里?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分工?

一份写得清楚、定期更新的家族章程,往往比复杂的投资策略,更能满足家族长期目标,有助识别并管理风险。

章程的内容也无须高大上。我听过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台湾家族设立家办,主要是确保后代子孙能继续维系感情。老爷爷过世后,家办按吩咐把每年分红日定在清明节,规定全球各地的子孙回台扫墓,完毕后拍张大合照,按照片派钱——在场有份,不在场者则不好意思,明年再来。老爷爷的办法最终被证实十分有效,子孙每年乖乖回台拿钱,一来一往,亲戚间就熟络了。

其次,建立一套最低可行的作业流程和基础设施。

家办不可能自建银行级系统,但至少可在日常作业上建立一个能定期复盘的标准流程:对高风险或高额交易有“第二双眼睛”、重要决策要上报至委员会并书面记录表决、基础KYC和其他核查则使用外部工具和供应商支持。这不仅仅为了“打钩”,而是把关键环节做到有据可查。

然而,现实更棘手的一点,是很多家办连自己的整体资产状况都看不清。庞大的资产分散在多家机构:银行账户、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海外房产、数码货币钱包等各自为政,只能靠人手Excel拼凑,不但费时费力,也有潜在人为失误的风险。

一位家族二代对我说,她是通过第三方总汇资产报表才发现,家族有一处投资组合的杠杆被提高三倍,抵押的却是共同资产,“等于大家在不知情下替一个人承担市场风险”。

理论上,市场上众多资产汇总和组合报告第三方系统,可自动对接多家金融机构平台,并整合托管资产账目内容。但对小型家办来说,这些工具门槛和收费往往偏高,供应商偏向服务大客户(银行),客制化意愿和能力有限。因此,家办一边被要求提高透明度,一边却连“看清自己账本”的工具成本都难以负担。

另一名家办总监告诉我:“我们与好几家供应商谈了半天,(它们)嫌生意小、需求复杂,不肯帮我们对接对冲基金API(编按: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一套规则,允许不同的软件程序之间相互通信、交换数据和功能),最终不了了之,用预算请了个安娣手动整理。”

我认为,这或许是政策可发力的空间。新加坡一向倡导企业数码转型、重视公共基础设施,是否可考虑牵头推动业界合作,探索一种“共享服务”模式,包括:

一、政府可认证几家资产汇总与报表服务供应商

二、业界一同设计面向家办的基本账户与资产汇总配套

三、家办可按规模和用途付费,享有分级收费或适度补贴

在此模式下,受监管的专业机构可负责数据汇总,以统一格式输出报表,家办则得以在信息保密的情况下享受成本效益,满足最基本的理账需求,也方便它们与银行、审计和税务对接。与此同时,也为本地金融科技公司开辟一个定义清晰、增长潜力高的新客群。

若推行顺利,则可更进一步,探讨把开户、交易、审计、税务申报等功能串联起来形成闭环,帮助家办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满足监管和合作伙伴的要求,也能让家办员工把时间花在提升技能而非简单繁琐的事务上。

超越就业与税收:家办可成影响力载体

坊间常把家办与“富豪涌入”“房价上涨”等负面印象联想在一起。这几千个家办带动本地金融业和周边专业服务(税务、法律、公司秘书、信托、房产经纪等)的就业,有利本地资管中心的长远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家办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若只停留在“多了一些高端客户”“增加税收”的层面,则未免太可惜。

近一两年我看到一个趋势,一些家族开始投向慈善、影响力或可持续投资领域,并愿意担任“第一损失资金”(first-loss capital),以吸引其他商业资本跟进,促成一些项目或科技研发的启动。例如,曹宝记家族今年9月主办影响力周,邀请数千名商界、公益界及慈善界人士参与,不少与会家办就公开表示肯抛砖引玉。

有位家族二代告诉我:“家族的第一个1亿美元,我们投资很保守,主要是守富;但在那之上,风险胃口就高了,愿意拿出一部分去试错。与其拼一两个百分点的超额回报,不如做几个能被复制的影响力案例。” 

另一位则说,由于家族生意业务包括棕榈油,因此向来就对新能源项目特别有感,投下手时也毫不犹豫。

诚然,与须对上级/股东负责而处处精打细算的机构投资者相比,家族拥有多代时间和视角,投资期限可以非常长,对一些个人认为有意义的投资主题,也不那么计较短期回报。

对它们来说,影响力投资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合理的资产配置:用少部分资金承担短期不确定性,为家族换取长远的更高社会与声誉回报。

不论是气候变迁、可持续性能源、医疗及人道主义等领域的科技创新,社会或许需要这股非100%理性的资本力量支持和驱动,才能往更正面的方向走。

从欢迎资本到欢迎负责任的长期资本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家族办公室?答案不是越多越好,也非关门谢客,而是欢迎那些愿意接受透明游戏规则、愿意提升治理,并愿意把部分资本投向长期社会价值的家办。

道理显而易见,但说易行难。若新加坡能继续完善治理与监管框架,让合规成本可预期、基础设施可负担,同时鼓励家族在影响力投资和公益创新上探索,家办就有机会从财富避风港,转型为社会创新实验室。

你我的视角也要改变。当我们从八卦今年又多了几个富豪、买了哪些豪宅名车,转而关心这些家办在10年20年后,能为社会留下什么,这样,新加坡家办生态,才算真正走进重质不重量的新阶段。

作者是本地家办从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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