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东南亚普遍欢迎日本在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判断，不仅反映当前区域格局的微妙变化，也引发一个重要的历史追问：为何同样深度参与“努山达拉”（Nusantara）海洋世界的中国和日本，在当代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社会中，却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形象与接受度？要理解这一现实差异，必须回归历史场景，深入分析努山达拉的政治社会生态，以及中日两国长期介入、互动并影响这一地区的不同方式。
努山达拉的政治社会生态，是一个开放、多元且具有强大吸纳力的海洋世界。努山达拉世界自古就是以海洋为纽带的多元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港口体系、商旅行会、宗族宗教网络以及跨区域移民体系之上。这里的政治经济结构高度依赖海陆通道和跨海贸易，而非单一中心的大陆帝国式统治。因此，即便是如满者伯夷这样的南中国海强权，也普遍保持商业优先、多族群共存与文化兼容的特点，使苏门答腊、马来半岛与爪哇沿海形成延续不断的港市网络和繁荣的商业共同体。
15至16世纪回教苏丹国的崛起与华人社群的壮大，更显示出这一地区极强的社会吸纳能力：只要外来群体能够理解、适应并融入本地节奏，便能在这里找到归属，甚至进入政治结构。也正是在这样的海洋生态下，明代中国、足利及德川时期日本、琉球王国等外部力量进入南洋时，自然形成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互动方式，并留下各自不同的区域印象。
中日前现代的两种介入路径
中国进入努山达拉的方式总体呈“国家驱动”特征。元代以举国之力对爪哇的远征虽以失败告终，却客观上推动满者伯夷王国的崛起。明代郑和下西洋则以国家航海、外交与官方贸易为主轴，在区域内建立仪式性与商贸性并存的跨海网络，遗迹至今仍可在东南亚华人庙宇、族谱与社团传统中清晰可见。
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国家力量介入当地的典型案例，是1407年设立的“旧港（或巨港）宣慰司”。传统观点多认为这个在苏门答腊巨港（Palembang），但近年来的跨国史料研究显示，旧港更可能位于暹罗—马来半岛北部地区。宣慰使施进卿及回教徒女婿丘彦诚（回教名字是哈吉·穆罕默德，中文名和回教名字皆为“诚实的布道者”之意）的双文化身份，表明当时的中国国家影响力，经由当地侨领与回教徒社群的合作实现。
从琉球与日本文献可见，旧港（或宝林邦）作为港口侨民政权，海上网络延伸至明朝、日本、琉球、暹罗与爪哇，成为当时南中国海航路的重要节点。随着暹罗势力南下及旧港宣慰使继承纷争，施进卿之女施大娘子于15世纪中叶迁往爪哇东部，深度参与当地商贸与宗教活动，并为培养爪哇伊斯兰苏菲“九贤”（瓦里索隆）做出杰出贡献。
然而，随着郑和航海终止、明代海禁推行，以及欧洲海上力量的进入，中国在该区域的国家性存在逐渐减弱甚至消亡。随后数百年，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由华人侨社承担，而非国家力量直接延伸。这一点深刻塑造东南亚社会对中国的长期认知结构。
相比之下，日本早期融入南洋更多呈现民间主体主导的特征。足利、德川时期的日本并未以国家名义介入，而是依靠商人、浪人、宗教网络等自发力量渗入这一区域。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日本迅速成为“南蛮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日本银、刀剑、硫磺大量流入南洋市场，浪人、商人、天主教徒在马六甲、暹罗、吕宋、爪哇之间往来不断。1540年代，日本浪人安次郎在马六甲与沙勿略相遇，使日本与伊比利亚世界直接连通。17世纪，日本武士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兵，在马鲁古群岛参与殖民掠夺行动，他们的纪律性和执行力强化区域对日本“技术娴熟、效率突出”的印象。这种依靠民间力量、国家色彩较弱的早期互动方式，也成为日本在当代东南亚拥有较高社会接受度的重要历史来源。
国家记忆与族群记忆的不同结构
二战与冷战显著改变中日在东南亚的历史记忆格局。日本在印尼的占领虽伴随暴力，但客观上瓦解殖民体系、动员青年与重塑行政结构，为印尼独立运动创造条件，使它的历史记忆呈现出“负面与积极因素并存”的复杂特征，对于精英阶层尤其如此。
中国在区域的形象则深受冷战背景影响。马来亚、印尼、缅甸等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往往与华人社群联系在一起，引发长期的族群紧张。1965年至1966年印尼反共运动，更使“中国因素”长期被置于族群与意识形态双重框架之内。1967年亚细安成立，也与当时的防范意识形态外溢有关。因此，日本的历史记忆主要指向国家政治，而与中国相关的记忆更多指向族群与社会关系。
20世纪末，日本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之一。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全面引入日本的管理与工业体系；印尼的汽车与电子产业长期依赖日本投资。日本的影响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却普遍不会触发族群或意识形态敏感。
21世纪的中国则再次通过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进入区域。雅万高铁、东海岸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象征着中国在区域的战略性存在。“全球文明倡议”等框架，也体现出较强的国家驱动特点，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及地方社群参与程度相对有限。这导致大型项目的成败往往直接投射到中国国家形象之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区域存在更为柔性、安静、社会化，因此更容易获得东南亚社会的心理认同。
日本在区域内普遍较高的社会接受度，以及中国在部分国家存在的复杂认知差异，并非短期外交行为所致，而是两国长期进入南洋历史方式及与海洋世界节奏契合度不同的结果。理解这种历史差异，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未来区域合作，增强相互理解与信任。
在这个依靠海洋网络维系、结构多元并高度社会化的世界中，持久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力量大小或声音高低，而取决于能否以稳健、灵活、尊重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与区域形成长期、可持续的互动关系。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佛罗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