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连三天看了四场演出，遇见四位国际级艺术家，让冬日的北京格外温暖。他们是指挥家阎惠昌和黄佳俊，以及赵峰与林惠义这对跨领域视觉艺术家夫妇。他们背景迥异，艺术形式也不同，共同的是：他们都是新加坡人。
阎惠昌是享誉华人音乐界的著名指挥，这次执棒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阎惠昌是2001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目前是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移居新加坡成为公民，那是本地华乐界腾飞发展的重要时代，但碍于新加坡的体量不大，可以容纳一流指挥的乐团不够，他跨越国界指挥许多大型乐团，成为国际上享誉最高的华乐指挥大师之一。
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看阎惠昌指挥，大师的气场和气度，把音乐的感染力带到另一个高度。近两年阎惠昌也回来客卿指挥新加坡华乐团，昨晚刚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呈现了一场传统与现代兼容的听觉史诗。
阎惠昌在北京演出隔天，黄佳俊带着拥有百多年历史的英国哈雷交响乐团，连同小提琴家宁峰在北京做两场演出。原本我只买了他在通州的北京艺术中心指挥贝多芬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票，当晚喝彩不断，观赏之后马上再买了第二天在国家大剧院的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
黄佳俊是土生土长新加坡人，自从2016年获得马勒国际指挥大赛金牌后，受到国际乐坛关注，担任过多个国际乐团的首席指挥。目前也是日本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和德国德累斯顿爱乐乐团首席客卿指挥。
第二场音乐会因为临时买的票，只能找到舞台后方的楼座位子。这不是我第一次出席黄佳俊的音乐会，但这次能够清楚看到指挥，更深刻地感受他指挥的热情与气度。指挥哈雷这样的世界顶尖乐团，也让黄佳俊的艺术日趋成熟。
台湾有个音乐评论说，黄佳俊“每场口碑都好到不行”，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经常有世界级的乐团来演出，观众水平也很高，在这个音乐厅里，如雷的掌声久久回荡，是对音乐家最有力的肯定。
在我对这位39岁的同胞感到自豪的同时，身边朋友谈起在海外发展的新加坡人，包括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声誉的艺术家，他们回到新加坡生活上有些不便，特别是购买组屋会碰到申请和贷款的问题。这些在国际舞台上能有更大发挥的艺术家也很愿意为新加坡出力，以新加坡为荣，但是某些政策上的限制，对他们造成困扰。
对于国际声誉正在建立中的年轻艺术家，经济实力远不如在跨国大公司发展的新加坡人才，而他们也有一般新加坡人一样的组织家庭的需要，国家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在国际上攀登高峰，另一方面也应该做他们坚强的后盾，让他们随时回来新加坡时感受到“家”的温暖，一些政策如住房、孩子教育方面的关注和调整，不仅是对艺术家的肯定，对本地艺术界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必要的。
在北京看的第四场演出，是“赵与林：对话”。这不太像一般观念上的演出，更像一场两个人之间的Podcast。林惠义是学经济的，曾在新加坡贸工部工作，也是一名市场研究员；赵峰大学时念机械工程，当过摄影记者，后来成为全职摄影师，两人2008年从新加坡搬到北京生活，也生育了一对儿女。
两人2010年到2020年间走访了36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当地“贫困线”的标准来计算出每日的食物开销，把这些日常食物买来后放在当天的报纸上拍摄。这个系列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摄影节展出，芝加哥当代摄影博物馆永久收藏了部分作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也收购了46件。
在这次的对话中，他们用四小时公开讨论爱情、个人价值观、身份、心理问题、人工智能、育儿、生命、艺术、共同价值观等广泛的问题。观众可以随意进出，段落之间可以提问参与对话。
起初我不明白两夫妻之间的对话，算什么艺术，“赵与林”几年前开始制作，誓言每年做这样的对话横跨40年。每年的对话形式可能不同，但都会录制下来，随着时间的河流慢慢摸索最后作品的样子。
我没有看完整个演出，但在他们分享各自的成长经历中，看到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新加坡，包括莱佛士城、政府大厦、国大宿舍……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不是在看一场演出，我们在场的几十个观众，包括赵峰和林惠义的孩子们，都是这个艺术作品的参与者，而我们都不知道最后这个长时段作品中，大家扮演了什么角色。
三天四场演出，最后是这样说不上艺术表演的艺术，反而不断引起我的好奇，也在脑海产生冲击。艺术本来就是包容性的，包括创作方式和范畴。现代艺术可游走与跨学科，比如“赵与林”融合经济学、数据、视觉艺术，以及与观众的沟通艺术。艺术家们把刚性的知识、数据融入生活，再把生活过成艺术。
任何领域不可以只关注知识和技术，有句话说得很深刻：设计下一辆无人驾驶车的工程师，必须像哲学家一样懂得人性。有时我们会很困惑，在一个科技颠覆性发展的时代，艺术和人文还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人文学科要从一种“专业身份”，蜕变为“核心素养”，与时代最需要的各领域接轨，甚至产生出新的艺术形式以及吸引人的产品。
三天欣赏四场演出，产生这些零散的想法，本来觉得不值一提，但是想想把它们记录下来，滴水穿石，也是一种人文素养的自我修炼。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