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月24日刊发饭田将史的文章《中国强化对高市批评的战略意图》。作者身份是日本防卫研究所理论研究部部长，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部分日本精英对中国的真实看法，这些看法存在着至少四个误区。
首先，是对当前现实的认知误区：以中国为假想敌是现阶段日本的必然选择。
树立中国这样一个假想敌，从政治利益看，有利于政客展示对外强硬姿态，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内部矛盾，煽动选民支持，从而攫取更大政治利益，高市早苗这次选举大胜即是明证。从经济利益看，这可以为重振日本军工集团提供借口，带动日本制造业再度崛起。从外交利益看，这迎合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的需要，能换取美国给予日本更多更大的外交和军事等空间。从战略利益看，可以利用日美同盟，借中日矛盾拖美国下水，在中美冲突火中取栗，让日本重新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上述多方面利益使得有些日本精英必然选择以中国为敌。饭田将史在文中写道，“日本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提升与美军的联合行动能力，并推动多边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FOIP），这些政策增强对中国的地区性威慑”。说明日本的诸多作为都旨在“威慑”中国。
然而，在自身国力下降、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情况下，还在外部去挑衅一个强大邻国，显然并非真的符合日本根本利益。
其次，是对既往历史的认知误区：日本在二战中是败给美国而不是中国。
对于二战，日本主流叙事是“终战”而不是“战败”。就算内心意识到是战败，日本精英也更多是归咎于美国的参战，特别是两颗原子弹带来的威胁。为此，他们承认美国的强大，甘愿在各方面屈从美国。
然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近代中国对日抗战长达14年。面对强大凶残的侵略者，中国军民始终不肯屈服，导致日本侵占中国，并以中国人力物力为资源扩大侵略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给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美俄才能集中精力于欧洲战场取得胜利，美国才有时间率先研制出原子弹。因此，二战日本绝对不只是败于美国，也是切切实实地在持久战中败给了中国。
正是由于在“日本败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上存在认知误区，使得日本精英始终不愿意正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历史。他们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史实，乃至高市早苗公然忽视近代日本割占台湾的历史、在涉台问题上发表相关言论，都是在肆无忌惮地往中国历史伤疤上撒盐。
饭田将史在文章中说“日本主动对中国发动攻击的情形并不在设想之中”，却忽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也往往是以各种借口把自己打造成“被动方”，如卢沟桥事变就是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为由，“被动”发起战争。故意忽略这些历史事实不谈，正是暴露在历史认知上的误区。
再次，是对中国未来的认知误区：中国将不可能持续繁荣，且中国繁荣不利于日本。
即使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中国市场对日本如此重要，高市早苗仍然要发表明知会激起中国反制的言论，为了意识形态，对失去中国市场也在所不惜。
饭田将史在文章中花很大篇幅讲日本如何在军事、外交上“威慑”中国，丝毫不谈中日两国在经贸上的合作互利，可以说也是一些日本精英对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消极认知。然而，在美国债台高筑强征关税、西方经济哀鸿遍野的情况下，舍弃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实在难以想象日本已经低迷几十年的经济，还有其他更好出路。
最后，归根到底，是对中华文明的认知误区：中华文明劣于西方文明，已经不值得日本尊重。
历史上的日本通过遣唐使学习借鉴中国文明，奠定日本国家基础。但是，近代在中国积贫积弱之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变法图强，超越中国，也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从心理上，日本精英已经把日本视为西方文化的一员，而视中华文明为“东亚病夫”。
饭田将史在文中说：“对于中国政府政权而言，重新审视对日本的形势判断，并以缓和紧张关系、推动对话为方向调整政策，或许才是最佳选择。”这里不考虑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也不考虑当前中日实力对比，更不考虑这次中日关系紧张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先挑起，在说了一大堆“威慑”中国的措施之后，要求中国方面缓和紧张关系、推动对话，显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更重要的是，这里使用“中国政府政权”而不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一词，更表明作者仍然是在沿用视中国为西方另类的冷战叙事话语体系，漠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延续存在5000年的文明复兴，更被西方文明的霸主美国当成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手。
显而易见，作为曾经不遗余力学习、借鉴乃至模仿中华文明的日本，精英群体现在对中华文明复兴选择性忽视，这不只是对中华文明缺乏信心，也是对日本自身漫长的历史和文明缺乏自信。因此，这不只会导致日本对中国、对未来国际格局的误判，更会导致日本对自身发展方向和道路的误判。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人，台海关系和舆情研究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