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1月以来，因日中关系趋于紧张，日本原创的娱乐与相关商业活动在中国接连受到限制。有日本艺人的演唱会以“不可抗力”为由被临时取消，也有报道称以吉卜力工作室为主题的展览被迫延期，影响波及多个领域。去年11月14日在中国全境上映的《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一章猗窝座再袭》，累计票房约6亿7700万元人民币（约1亿2500万新元），取得日本电影在华票房有史以来第四名，但上映不足一个月便被提前下架。11月28日举行的“万代南梦宫嘉年华2025”上，演唱“ONEPIECE（航海王）”主题曲的歌手大槻真希在演唱途中突然被中断，并在工作人员示意下离开舞台，相关画面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
这些事件很难被简单视为偶发个案，可以说，政治关系的恶化无疑在其中投下阴影。
日本娱乐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原本就是“放宽”与“管控”反复交替的过程。以动漫为例，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作品开始在对外文化交流背景下被引入中国。1980年12月开播的《铁臂阿童木》拉开序幕，进入1980年代后，《一休和尚》《花仙子》《哆啦A梦》等作品陆续通过央视等平台播出，并逐渐在青少年文化中普及。
自1990年代中期起，随着盗版的流通，动漫作品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进入200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以振兴国产动漫、保护青少年为名加强监管，包括日本动漫在内的外国动漫被全面清退出电视黄金时段。然而，在同一时期，互联网的普及继续让盗版的日本动漫保持在中国的影响力，“字幕组”制作字幕等活动兴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宅文化生态。
进入2010年代，伴随视频网站的高速发展，正版内容的网络发行逐步扩大，版权商业模式得以成长。然而，2015年，中国文化部宣布对38部日本动漫实施网络播放禁令，市场环境再次趋于不稳定。黑名单包括《进击的巨人》《死亡笔记》等在中国拥有高人气的作品。此后，以审查、重剪、暂停上线或停止发行等为前提的高风险运营逐渐常态化。漫画、游戏领域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日本娱乐产业始终在中国政府的政治与政策逻辑，以及庞大市场所带来的经济与经营逻辑之间的缝隙中生存。
一时的妥协存在风险
在商业界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前提下，谋求尽早打破日中关系冰冻的局面、重新激活交流，本身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诉求。也不乏有观点认为，即便在政治层面上作出妥协，也应优先保障眼前的经济活动。
然而，若因为暂时解除限制而松一口气，并在缺乏长远考量的情况下不断仓促妥协，反而可能导致中长期问题被一再搁置。从中方视角来看，这种做法容易被内化为一种“通过经济施压即可获取政治利益”的成功经验。结果是，未来再度出现争议议题时，包括娱乐产业在内的各类产业，都可能被反复作为施压工具利用。最终，限制与放宽之间的波动幅度将不断扩大，商业风险也将由偶发性问题演变为结构性风险。
日本娱乐产业应当如何和中国市场相处？结论其实相当明确：在继续追求中国市场收益的同时，推进中长期的去风险化。所幸，近年来日本漫画、动漫等内容不断扩大海外市场。除了北美和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在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需求也不断增长。《鬼灭之刃》在北美创下外国电影票房历史第一的成绩，在韩国也刷新日本电影观众人数的纪录，并在全球成为首部票房突破1000亿日元（约8亿新元）的日本电影。市场多元化对于降低对特定地区的依赖度而言，是极其重要的风险管理手段。在海外市场持续扩大的当下，正是日本娱乐产业推进去风险化的最佳窗口期。
不过，须要特别强调的是，应当推进的是“去风险化”，而非“脱钩”。中国作为日本娱乐产业重要市场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同时，在动漫、游戏等领域，中国作为日本原创内容制作外包与合作方的重要性也不会改变。正因为无法彻底切割，才更须要通过制度设计与商业实践，即便在政治紧张局势下，提高交流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日本仍对中国作品保持开放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并非毫无线索。关键在于清醒认识到：去风险化既不是脱钩，也不是报复。回到动漫的例子，去年11月，日本作品在中国接连受限之际，中国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第二部《罗小黑战记2》在日本上映，并截至今年1月中旬仍在全国多地持续放映。2025年1月在中国上映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哪吒2》，日语配音版也已于去年12月底在日本公映，至今仍在上映中。此外，《白蛇：浮生》也计划于今年1月底在日本全国上映。即便在日中双向文化交流面临困难的时期，日本方面依然对中国作品保持开放。如果这一事实能够被清晰传递，在关系改善之时，中国娱乐产业从业者或许会在更深层的信任基础上，重新与日本展开合作。
中方同样面临自身的现实考量。在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的助推下，中国本土娱乐内容等知识产权，在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实现快速发展。在日本内容受到限制的空档期内，以国产内容填补，短期内是可行的。《哪吒2》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首，正是这一趋势的象征。
然而，从本质上看，娱乐产业本应是向外开放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排外式的管控或许能在一时“保护”市场，却可能在长远的未来导致创意枯竭。城市研究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论述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时，提出著名的三T理论——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与宽容（Tolerance）。对外来文化流入的限制，尤其会损害宽容，长远来看削弱产业的整体活力。
因此，构建可持续的日中娱乐产业交流，不仅对日本至关重要，对中国同样意义重大。为避免政治将文化工具化，或将经济置于“人质”地位的结构被固化，日中双方都有必要立足中长期视角，回归“文化交流孕育创造力”这一原点，共同推动可持续的日中娱乐产业合作与交流。
作者是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