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本国货币崩盘与通货膨胀飙升，许多人呼吁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然而，政府此次的应对方式却与过往动荡时不同。2009年绿色运动和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曾遭统治者迅速针对，而当前抗议升级时，安全部队却反应迟缓。总统佩泽希齐扬并未采取暴力针对，而是先采取财政紧缩改革措施，以释放资金补贴贫困群体。
但这个权宜之计未能奏效。穷人或许暂时被安抚，但背负这些成本的中产阶级，却以更庞大的规模加入抗议队伍。这场始于经济不满的抗议，很快演变为政治起义。直到1月8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官方才真正开始针对。
为何政府对此次政治异议的反应如此不同？当前抗议活动发生在伊朗去年6月同以色列爆发十二日战争的阴影之下，官员尚未从那场冲突中缓过劲来，仍旧基于战火随时可能重燃的假设行事。这种威胁比国内政治动荡更令他们忧心，因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使伊朗几乎丧失抵御外国干涉的威慑力。
雪上加霜的是，伊朗已无力阻止外国势力煽动国内民怨。2025年6月战争期间，伊朗民众确实曾团结在国旗之下，政权也通过放松宗教规条（尤以头巾令为甚）予以回应。但当前的抗议活动却令官方陷入两难：过度针对恐将摧毁战后政权与民众建立的脆弱共识，而任其发展则可能招致外国干涉。
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亦是关键因素。管理不善、腐败横行与严苛制裁的复合影响，导致通胀失控、失业率飙升、中产阶级持续萎缩、贫困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十二日战争加速这些趋势。伊朗里亚尔在战后六个月内贬值逾40%，通胀率则飙升60%。许多人认为伊朗核计划受挫，削弱它谈判解除制裁的筹码，资本外逃随即发生。
因此，伊朗统治者认为，引发民众上街抗议的经济困境，与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紧密相连。他们记得去年战争期间，以色列曾呼吁伊朗普通民众造反。以色列人当时的盘算，是消灭数十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重创各类军事和安全机构，就能煽动那些不安分的伊朗民众起义，从而压垮这个陷入重围的国家。当那种情况并未发生时，伊朗领导人第一时间承认自己全靠本国人民才挺过这场战争，但他们也清楚认识到，民众起义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这一认识同时影响着他们对当前抗议活动的看法。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国已“蓄势待发”，准备出手“解救”伊朗抗议者免遭暴力针对时，这种疑虑得到印证。这些抗议活动的真正威胁，并不在于伊朗人自身能闹腾到什么程度，而在于它们会否成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伊朗统治者对抓捕马杜罗震惊不已
这与阿拉伯之春期间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境况如出一辙——当时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政府，以“有责任保护抗议者”为由发动军事干预。这些民众起义迅速演变为外国主导的政权更迭行动，最终导致内战与国家崩溃。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里不乏经过叙利亚冲突洗礼的老兵，这些人亲眼目睹外部支持下的和平抗议，是如何迅速引发内战的，而避免重蹈利比亚和叙利亚覆辙的迫切性，则是当下伊朗决策的核心驱动力。
伊朗领导层的另一考量因素，是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抓捕行动。与世界上所有人一样，伊朗统治者对此震惊不已——这与美国2000年代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以及10年后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推行的政权更迭模式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既没有出兵打击，也不主张搞“国家重建”，而是保留查韦斯派（Chavista）的权力架构，要求它服从美国的帝国控制，否则就施以经济绞杀。
美国能否对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类似策略？果真如此，它就可能尝试发动精准军事打击，刺杀伊朗最高领袖及核心政治军事领导人，在公海扣押伊朗油轮，继而要求残余势力屈从于要求（包括放弃核计划与导弹计划，交出自然资源控制权）。即便不除掉伊朗领导人，美国的轰炸和石油出口封锁策略，也能让政权屈服。
面对这些情境，伊朗的当即反应是明确指出，美国一旦进犯将付出何种潜在代价。1月6日，伊朗国防委员会调整战略立场，宣布如遭遇“客观威胁迹象”，就可能采取“先发制人措施”。尽管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目标实施先发制人式打击，必将引发一场伊朗不愿卷入的战争，甚至可能导致政权覆灭，但伊斯兰共和国绝不能给人留下“无须付出代价就能使其屈服”的印象。
但即便伊朗能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即便当前的抗议浪潮能被平息，该国经济仍然处于一个螺旋式下滑状态。这意味着民众的愤怒只会在中长期内持续积聚。这个国家正身陷美以外部威胁与国内大规模起义的双重夹击之中，也没有什么摆脱这一困境的轻松手段。伊斯兰共和国未必会立即全面崩溃，但这场伊斯兰革命运动却已气数将尽了。
作者Vali Nasr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中东研究和国际事务学教授
英文原题：Why This Time Is Different for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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