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多年，全世界步入一个吊诡的新时代：数字亮丽，但生活萎缩；经济成长，但幸福倒退。这不是某个国家的孤例，而是一种跨越先进与新兴经济体、跨越西方与东亚的全球现象。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莫不如此。
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再攀高，股市屡创新纪录，企业盈余与出口数据亮眼，媒体与官方报告充满繁荣语汇。然而，在这片表面繁华下，人们却普遍感觉不到富裕，甚至越活越吃力，越努力越无力。
这是一种世代共同体验的情绪，经济学家称为“相对剥夺”，社会学者称为“未来缩水”，最近出现一个更贴近生活的形容词：“氛围衰退”（vibecession）。
这种衰退不是灾难降临，而是对未来的希望流失；不是收入变少，而是生活买不起；不是国家不成长，而是成长与人民无关；不是民众懒惰，而是努力不再能创造回报。这股氛围如今已成世界主旋律，让人们得以看见“GDP与国民生活分离”的矛盾，如何在21世纪全面展开。
同样的故事正在不同国度反复上演，美国是最早感受到这种撕裂的国家。美国科技巨头从2010年代以来市值爆炸式成长，人工智能、云端、金融科技创造惊人利润，硅谷精英年薪动辄数十万美元。然而，美国全国家庭所得中位数几乎停滞不前。普通上班族的工资扣掉开支后所剩无几，即便年薪6万美元也属于“高薪贫族”。在洛杉矶或旧金山，年薪10万美元仍被归类为低收入户。美国GDP飙升，却改善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困境。
英国也是如此。它的金融业仍是欧洲中心，伦敦仍吸引全球资金，但一般英国人面临高昂的能源、医疗费、房价，地方城市更陷入经济凋敝。《经济学人》形容状态为“灿烂的都会、暗淡的家庭”。GDP成长，但生活感受持续下降。
日本则在“失落三十年”后形成一种全球最特殊的稳定：物价低、治安好、生活舒适，但薪资几乎30年没动。GDP缓慢成长，生活却长期维持在虽不恶化，但也没有展望的状态中。这种压抑的静止造成年轻世代的不婚潮、少子潮与对未来普遍的不安。
香港的例子更像是一面照妖镜：全球最自由的市场、最快速累积财富的城市之一，但也是全球房价最高、生活费最沉重、薪资停滞最严重的地方。GDP高企，但年轻人因买不起房而无法想象未来。
连政策效率最高的新加坡，也在过去五年面临中产阶级下沉的压力。即便政府力度强、福利完善、产业多元，但房价与生活费快速上升，使许多家庭感到经济变好，但生活变难。
全球这些例子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以GDP衡量国家生活水平的传统模式已经崩溃，GDP不再能理解人们的幸福与痛苦，它只代表产出，不代表分配；只代表企业，不代表家庭；只代表今日的光，不代表明日的路。在这个全球现象中，人们感到失落，若再加上生活费上升，就会感到窒息。多数劳工不可能以薪资累积资产，房价不仅形成代际不正义，更直接压缩家庭可支配所得，使育儿、消费、创业、社交、生涯规划全面受阻。
除此之外，亚洲经济体的物价虽比欧美略低，但家庭支出结构却更加集中在“不可省”的项目，教育、医疗、食品等每一项，都在过去10年显著上升，尤其是餐饮业与房租上涨速度远高于薪资，感受更为沉重。这就形成一种普遍心理：不是我变穷，而是生活把我变穷；不是经济变差，而是生活变难；不是努力无用，而是制度让努力无用。
全球“氛围衰退”的背后，是一场横跨40年的巨大结构转变。首先是全球化。全球化让企业寻求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先进国家制造业大量外移，导致中产阶级的支撑力量——稳定的工厂工作——消失。其次是科技自动化，替代越来越多的白领与蓝领工作，使高技能者“飞得更高”、中低技能者“坠得更深”，薪资差距逐年扩大。再者，资本回报远高于劳动回报。房价、股市、资金市场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薪资，使有资产者累积财富速度快于无资产者。这是全球性的资产阶级化，也是政治不安定的来源。
这些全球趋势在亚洲经济体（尤其是台湾）更集中展现：半导体成为孤峰，其他产业低薪停滞，房价飙升，薪资成长缓慢，劳工议价力弱，产业升级不足，政治对立使改革更难推动。
“氛围衰退”之所以让全球政府、企业与学者深感不安，是因为它不只反映生活困难，而是心理困难；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希望消失。在许多社会，人们面对的困境不是收入下降，而是看不见通往更好生活的路。不论再努力、再学习、再加班，都无法跨越那座房价筑起的围牆，无法突破薪资停滞的天花板。努力变成追赶，而非前进；生活变成存活，而非成长。未来不再是机会，而是一连串负担——这才是氛围衰退的深层核心。
新加坡及一些亚洲国家的年轻人比前一代更努力、学历更高、技能更多，却比前一代更难买房成家、更难累积资产。这种跨世代的心理失衡，是氛围衰退在全球最重要的构成之一，也是政治民粹上升的根源。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GDP已经不能代表国家繁荣，人民的生活体感才是衡量一切的真正标准。亚洲先进经济体不是孤例，只是问题更集中、更鲜明、更急迫。真正的挑战不是如何提升数字，而是如何重建，让人民感受到薪资能支撑家庭，能改变年轻人的生活环境，努力有回报的制度。
当GDP与人民生活重新连结，当未来重新可以被想象，当希望重新变得可及，“氛围衰退”才会真正消散。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