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最高领导人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的峰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前后的相关推文中含有G2一词而受到更多关注，G2这个词也在沉寂十余年后再次被热议。
G2的英文全称是Group 2，即“两国集团”，也有人翻译为“中美共治”，其前身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3月创造的复合型英文词汇Chimerica，即“中美国”。弗格森当时的本意是指，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最大储蓄国的中国，构成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正面影响。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很快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2008年7月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贝格斯滕为美国如何应对经济挑战出谋划策：构建中美G2，在两国间进行平等协商，对全球经济事务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所以，G2最初的含义就是中美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应对经济挑战。
随着各类传统安全议题（如朝鲜、伊朗的核问题）和非传统安全议题（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发展，G2构想激发某些人的更多想象。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2009年1月在由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的中美建交30周年学术会议上提出，中美须要建立非正式的G2体系，以共同应对各类国际问题，两国关系应“真正成为一种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另一位美国战略家基辛格也在同一场合表达类似观点，并认为“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至此，G2概念被赋予超出经济领域之外的更复杂、更广泛的内涵，即中美通过全方位合作来应对包括经济议题在内的各类挑战。
G2提法显然体现出倡导者对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度重视，也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正是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学界和政界对G2的讨论并不热烈。在学术界，也只有贝格斯滕和弗格森两位学者赞赏这个构想，认为值得大力推动。政界的讨论更少，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是为数不多支持这一主张的知名人士。中国学界讨论这个议题的学者也不多，且以怀疑为主，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为中国设下的“套”，意在让中国为美国治理全球分担责任，却无意让中国分享权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美官方对G2提议也都表现出超然姿态。无论是时任小布什官方还是继任的奥巴马官方，都没有就这个倡议明确表态。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11月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明确予以否定，并列举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仍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不结盟政策，三是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不应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此外，也有人认为，当时中国不想因中美G2而导致其他大国的猜忌，以及当时中国因刚刚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等良好发展态势而出现的民族自信情绪高昂、不屑于与内外交困的美国为伍。进入2010年后，中美在多个议题上出现摩擦，美方提出被普遍解读为主要针对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关于G2的讨论就很快归于沉寂。尽管如此，作为冷战后对中美关系最具想象力的定位，G2确实反映了美国部分友华人士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理想主义期待。
这次中美釜山峰会前后，特朗普无预兆地抛出G2一词，确实令人感到突兀。因为自从G2议题归于沉寂后，到这次釜山峰会召开前，学术界和舆论界都没有再次深入探讨过。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当前中美实力差距与当年相比确实大幅缩小。就拿最易量化的经济层面来说，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美国的64%（2021年一度达到74%），2010年这个比值只有41%。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与第三大经济体（2024年是德国，2010年是日本）之间的差距却继续扩大，前者为后者的四倍，2010年时这个比值只有1.1倍。这至少在视角上造成中美双峰凸起，其他国家全都“矮一大截”的效果。更何况这些年来，中国的军事建设突飞猛进，无论是资源投入总量还是新装备入列节奏，都令世界高度关注，给人一种远远抛开其他强国、直追美国的印象。这或许就是近来被贴上“慕强”标签的特朗普愿意使用G2一词描述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G2构想到底可不可行，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如果像当年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期待的那样，指望两国就诸多议题（如经济、气候）进行密切合作，而忽视双方在另外一些重大议题（如意识形态、台湾）上的根本分歧甚至冲突，这样的G2难免再次昙花一现。事实上，近年来中美在经济、气候等重大议题上的冲突也有目共睹。激烈的贸易战早已打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圧舱石”的传统认知，信奉气候变化阴谋论、两次退出《巴黎协定》的特朗普政府，也不可能对中美气候合作抱有多大兴趣。此外，当年中方警惕美方让中国承担不合理的国际责任，如今的中国更有信心由自己而非美国来界定中国须要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如何承担这些责任。所以，如果还用当年的G2内涵套用到今天的中美关系上，当年行不通，现在更行不通。
降低期待会有更大讨论空间
如果我们降低对G2的期待，赋予它更宽泛、更具弹性的内涵，比如把它看作中美两强既合作又竞争、以有效合作管控恶性竞争、至少对合作与竞争给予同等关注的互动机制，就会有更大的讨论空间。目前国际社会流行的G7、G20、G77等机制，在成员构成、实质内涵和运作成效上也不尽相同。G7成立于1970年代中期，是以美国为首的七个发达国家相互协调的机制，协调内容最初是经济领域，后来扩展到全球气候、地区冲突等议题，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关系。G20创始于1999年，是经济影响力名列前茅的20多个经济体（包括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松散机制，近年来它协调全球经济的力度和效果呈现出弱化态势。G77成立于1960年代，初衷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抱团向发达国家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近年来也呈现出衰败迹象。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含合作量”来衡量一个Gx机制的成效，也可以用它来探讨中美G2的内涵。G7、G20、G77等机制的“含合作量”各不相同，运作效果也各异。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对中美G2的合作成效抱持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在主观上降低其“含合作量”，甚至可以侧重于其战略沟通和危机管控功能，这样的G2未尝不可。当年的“中美国”“中美共治”的提法，反映的就是对其期待过高的理想主义思维，对两国间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的破坏作用认识不足，导致双方精英阶层兴趣缺缺。
值得追求又切实可行的G2概念，在“含合作量”上应该介于“中美共治”与“两极格局”之间。冷战期间，美苏两极格局更多的是竞争、斗争和冲突，虽然也有合作、协调、妥协的成分，但明显不占主流。中美共治的提法给人一种“中美携手治理世界”的假象，合作与协调成了主流，但这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来说仍然过于理想化。
总之，中美G2构想是否可行，关键在于双方赋予的内涵，期待取得的成效。如果只是期待它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综合性的、有效的战略沟通机制、冲突管控机制、大国互动模式，并以双方高层间制度化的交流磋商为基本载体，那就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对于中美这样超级体量又相互竞争的大国来说，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对于管控分歧与冲突或许不是万能，但没有这种沟通交流却是万万不能的。
作者王伟男是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文星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