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说：“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他还就这个新定位的内涵做出说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熟悉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跌宕起伏，有时晴空万里，更多的是波谲云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曾多次对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或前景进行定位，有些定位由一方提出并得到另一方积极响应，有些定位则由一方提出但未获另一方明确接受，也有些定位是由双方事先协商后共同提出。
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的1990年代前中期，中美关系先后经历过美方售台F-16战机、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等引发动荡的大事件。1997年10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在与美方的联合声明中宣布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在冷战后首次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做出有共识的积极定位。但这个美好愿景很快被后来的“李文和案”“考克斯报告”、特别是1999年5月的“炸馆”事件所破坏。
2001年1月上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明确反对上述定位。他上任后把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者”，言外之意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是战略竞争关系，而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方单方面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且赋予明显的消极色彩，中方始终未予接受。2017年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再次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中方仍然不予接受。
2001年7月，针对当时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提出，“中方希望与美方一道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这是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新定位，当时美方未予接受。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方意识到恐怖主义而非中国，才是美国当时面临的最紧迫威胁，所以很快表示接受。
2005年9月，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争泥潭、对诸多国际事务左支右绌的美方，又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意在督促中国分担更多国际责任，其隐含的前提是，美方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要求中方也要像美方那样做。这相当于美方赋予中美关系一个新定位：两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当时较为良好的中美关系氛围，从合作应对全球难题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消极定位，至少是中性定位。当时中方对这个新定位既未明确接受，也未明确拒绝。
到了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的美方再次升级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这次改由美国学界人士提出“两国集团”（即G2）倡议，本意仍是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方出于对倡议内涵的理解、自身发展阶段和外交战略传统等因素的考量，由时任总理温家宝出面予以拒绝。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后，特朗普总统再次提到这个定位，中方仍然表示拒绝。
2009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提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应该是“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同年11月奥巴马访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提到：“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由此可见，由中方首倡的“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得到了美方赞同。
新定位本质上属外交政策语言
进入2010年后，美方开始推动名为“重返亚洲”、后更名为“再平衡”且被普遍认为针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上述新定位越来越少被双方提及。2012年起，中方又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定位，并将其内涵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学界对这个新定位进行了长期深入探讨，但美方官学两界反应相对消极。后来随着中美关系逐步趋冷，特别是特朗普1.0提出“战略竞争关系”后，中国学界对这个定位的讨论才归于沉寂。此后，“战略竞争关系”成为舆论界对中美关系定位的主导叙事，拜登执政时期亦不例外。
因此，此番中美元首会谈能谈出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实属难能可贵。特别是从其“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内涵来看，显示双方直面分歧与竞争，强调风险管控的重要性，甚至把管控风险、实现双边关系战略稳定，作为根本性的合作事项。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新定位，值得各方期待。
须要指出的是，这个新定位与之前所有定位一样，在本质上都属于外交政策语言。从学术角度看，除“战略竞争关系”外，其他定位都属于松散型合作倡议，即不须要通过正式条约或其他规范的法律文件来约束，主要靠非正式的沟通协商机制来贯彻，也深受领导人性格特质的影响，甚至也易受特定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影响。此外，从上述历史梳理来看，中方提过的所有定位都是合作型的，而美方提出的定位中，既有合作型也有对抗型。更重要的是，善变的是美国而非中国，中国对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最新定位不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认知与界定，而是对其发展前景的美好期许，是须要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正如中方领导人所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因为，现状还谈不上令人满意，双方之间经贸战硝烟未散，科技竞争和技术管制犹在，更棘手的地缘矛盾（如台海、南中国海）亦犹在。更何况，双方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内外战略等方面的深刻分歧，始终是盘桓在两国关系之上的厚重阴霾。
但愿这个新定位能有更长的有效期，能为中美两国和全世界带来更持久的和平。
作者王伟男是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文星是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