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场活动上遇见曾在媒体共事过、10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忍不住问她“豪门生活过得怎么样。”老同学瞪了我一眼：怎么连你也这样问？
巧的是，路过我们身旁的一名媒体界前辈看到她时也问道：你先生的家族集团还好吗？
待前辈走远后，老同学一脸无奈地看着我问：“为什么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家族的少奶奶？我根本不是啊！”
老同学解释，她的家翁的确曾在某个知名集团服务10多年，她丈夫从未在集团工作过，但却曾找过集团谈合作。总之，全家跟那个集团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但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信息，更容易被加工解读。
听她提起，才想起N年前她似乎当众解释过，奇怪的是，同学之间这些年来依然只记得她是某某家族的少奶奶。
想想不免后怕，原来大家不知不觉中已成为“假信息教”的信徒。最可怕的是还一直以为不可能被假信息牵着鼻子走，殊不知早就傻傻地帮着“传教”。
认知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大脑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量。为避免信息过载，大脑会使用一些“技巧”去自动过滤、联想和选择与我们认知和信念相一致的信息来记住，即使那是先入为主的错误信息。
“假信息教”这些年日益壮大，信徒快速增长，还分出两大派。
第一派旨在强化“信徒”对假信息的认知度与接受度，让信者恒信之，不信者防御变弱，借此破坏人与人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或声誉来达到某种目的。
上个月在社媒上传得沸沸扬扬，标题打着“全球最惨竟是新加坡！能源撑不过20天！”的短视频就是代表之一。视频中多名男女用字正腔圆的华语，声色俱厉说着新加坡哪里都比不上香港，一听就是专做香港移民和留学中介想出来的文案。
另一派则擅长利用紧迫感和恐惧心理来变现。最会动脑筋者都住在泰缅边境的“圣城”，将《以假乱真秘笈》练至炉火纯青，不时能看到年轻人被迫去“朝圣”的新闻。社媒平台、聊天平台和电商平台是他们“传教”的活跃场所。
这一派的信徒会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乐捐”。官方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本地年长“信徒”，去年人均“乐捐”3万7000元；各年龄层的总“乐捐”金额这两年虽减少了，从2024年的11亿1240万元减至2025年的9亿1310万元，却依然可观。
“假信息教”还得“天师”相助，能够借助全天候算法触及天涯海角的“信徒”，人算天算都不如它精打细算。
2018年，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的调查显示，近八成新加坡人认为自己能辨别假新闻，但高达九成新加坡人看到假新闻标题时还是会上当受骗，过半受访者只从社媒获取新闻信息。
2022年的南洋理工大学调查则发现，约半数受访新加坡人认为自己能够判断社媒上的某条信息是真是假。但约七成受访者承认，自己曾无意中转发过假新闻。
这两年搭德士，大部分年长司机一听要去报馆，必然会问：“现在还有人看报纸咩？我都没在看了，新加坡媒体的报道不精彩，全是官方信息，不像台湾和香港媒体什么都敢讲，那才叫好看。”
哎哟Uncle，原来你们都是“假信息教”的忠实信徒。
说回那名老同学，她离职前分享另一件事。
她说，集团有一天突然传出某名员工是老板娘亲戚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与他共事的员工不敢轻视他，上司不敢得罪他。直到集团准备挂牌上市，须展开尽职调查，才有人鼓起勇气问老板娘，她与那名员工是什么亲戚关系？老板娘淡淡回了一句：“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槟城警方4月底说，当地报案的诈骗案中，印度族是三大种族最少受骗的族群，只因印度族往往会一直不断追问，最终让诈骗团伙知难而退。
看来，假信息的克星之一就是不断追问，毕竟邪不胜正，多问几句谎言就不攻自破。那为何大家总是不问，也不敢问呢？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