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一个常见判断是：拉美国家正被迫在两者之间选边站。但实地调研显示，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对拉美国家而言，问题从来不是“选哪一边”，而是在不对称约束下，如何维持发展空间。
换言之，拉美正在面对的不是一个二选一的格局，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新三角关系”。
不同国家，不同约束
“新三角关系”并非抽象结构。在不同的拉美国家，它的呈现有很大不同。以秘鲁和墨西哥为例，中国企业在两国都有大量投资。几个月前，笔者与东亚所同事去两国调研，在一周多的行程里，密集访谈了当地学者与中资企业。一个直接感受是：拉美正处在中美竞争的交汇点上，当地受访者认可“新三角关系”的现实，但也强调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模式。
秘鲁的情况表明，在某些条件下，“选边”的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吸收约三分之一出口，以铜矿等资源产品为主。秘鲁对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经济表现与中国的工业需求存在较强关联。中国投资则集中于矿业。在基础设施领域，中远海运投资运营的钱凯港是一个标志性项目，建立了从南美到亚洲的直接航线，能将航运时间从约40天缩短至23天。
在这一结构下，中秘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美国曾提醒秘鲁警惕中国在港口和能源领域的投资，但这一提醒往往被忽略。原因并不复杂：秘鲁需要资本与基础设施，而美国既缺乏投资意愿，也难以提供替代方案。
相比之下，墨西哥的处境要复杂得多，它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却拥有发达制造业，并深度嵌入美国经济，对美国市场与能源高度依赖。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超过70%集中于制造业，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约占四成，电子产品约占三成。虽然在对美出口商品的标签上很少出现“中国”字样，但中国要素通过供应链无处不在，嵌入“墨西哥制造”的最终产品之中。
这种经济关系更像是一种“嵌套结构”：中国嵌入墨西哥，墨西哥嵌入美国。
不是选边，而是应对约束条件
不同结构，意味着不同策略。
秘鲁的选择相对直接。基础设施瓶颈迫切，发展需求明确，而中国资本和技术恰好能够填补这一空缺。秘鲁的经济命脉是资源出口，最大买家是中国而非美国，政策空间因而随之倾斜。一位受访学者用“习惯性忽视”来形容秘鲁对美国警告的态度。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现实约束。
墨西哥则必须在更严格的约束下运作。美国压力不仅存在，而且具有制度性约束力，直接影响政策、贸易结构乃至企业行为。近年来，美国将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贸易乃至文化逐渐安全化，并通过关税与规则加以约束。
在这一背景下，墨西哥政府试图采取一种平衡但并不对称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提高关税、选择性执法等方式，向美国释放“合规”信号；另一方面，仍在吸引中国资本与技术。这种策略被一些受访者形容为“表演式合规”——政策姿态与实际运作之间，并不完全一致。
产业层面的张力也在显现。汽车与电子等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行业，正面临“降低中国含量”的压力。但供应链的深度交织，使得这一目标既难以实现，也代价高昂。例如，美国对中国电池与关键零部件的限制，已对特斯拉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带来不确定性。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层面展现出高度的适应能力。一些中国企业通过调整供应链、强化本地合作，甚至在制度灰色空间中寻找操作空间。这种在约束中运作的能力，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宏大叙事之外的现实逻辑
如果只从地缘政治视角理解拉美，很容易忽视一个更基础的驱动力：全球供应链在成本、风险与政策约束之间的配置逻辑。
拉美学者认为，无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还是美国的“中国威胁”叙事，都难以完全解释拉美的现实。
一个典型现象是，许多中国企业赴墨西哥设厂，并非“中国威胁”叙事所说的，背后有中国的地缘企图，而是应美国客户的要求。为了规避关税、降低风险，美国企业主动推动中国供应商在墨西哥布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效率与成本的结果，而非战略扩张。
拉美学者的研究证实，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并没有单一逻辑。过去以资源型项目、并购方式为主；现在则向制造业与消费市场延伸，绿地投资（直接建厂）显著增加。
这提醒我们：地缘政治固然重要，但并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行为。企业与资本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与调整，往往比宏观叙事更加灵活，也更加真实。
“第三种参照系”下的新加坡
“新三角关系”并不意味着拉美只有中美两个选项。欧洲仍是重要投资来源，日本、韩国等国家在特定领域也持续存在。秘鲁学者特别提到他们与韩国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包括造船和教练机项目。
不难理解，拉美国家正在主动寻找参照系。在多场访谈中，受访者主动提及新加坡的发展和治理经验，以及亚细安国家应对大国竞争的策略。有的曾到访新加坡，参加交流项目或学术会议，加深了对新加坡的认知。
在一些拉美学者看来，新加坡的重要性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路径：一个中小型开放经济体，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之下，通过制度能力与策略调适，在多元伙伴关系中维持自身空间，而非依附于单一方向。
这种经验并不能简单移植，但它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不对称依赖普遍存在的条件下，国家仍可以通过制度、策略与能力建设，塑造自身的行动边界，扩大自身的选择空间。
对拉美而言，这种“第三种参照”具有现实意义。它既不同于大国竞争的对抗逻辑，也不同于依附式发展路径，而是追求主动性与灵活性。在中美竞争的阴影之下，拉美的现实并不符合任何单一叙事。它既不是地缘政治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全球化的被动承受者。
对这些国家而言，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选边站，而是在约束之中持续创造空间。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文中表达为个人观点；国大 NOL Fellowship为调研提供了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