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过谈判就能让船只顺利通行，新加坡为什么坚持不谈？
在4月7日的国会，工人党议员莫哈默法理提问，政府会否效仿马来西亚等国，与伊朗接触，并考虑支付通行费，以确保新加坡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回应时表明，新加坡不会这么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航道，通行权源自国际法，而不是沿岸国的许可。
这番表态随后引发不同反应。马来西亚政治人物、首相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批评，新加坡的立场是“狭隘的战略姿态”；在本地舆论中，也有人质疑：马来西亚已通过直接接触伊朗，让本国船只顺利过境，新加坡为何固执己见，不知变通？
邻国的做法，在短期内或许奏效。但问题恰恰在于，一旦接受“通过谈判换取通行”，就等于默认伊朗有权决定谁能过、谁不能过；通行权从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变成可以逐次议价的商品。
对新加坡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外交选择。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适用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同的国际法框架。今天为了眼前的通行便利，绕过这个法律基础，等于为自家门前的航道埋下不确定性。对一个高度依赖航运的城市国家来说，被削弱的规则，迟早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头影响自己。
这个逻辑，不算难懂。但现实是，并非所有人都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
中东局势已经推高油价、电费和运输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则”和“成本”很容易被放在一起比较。对一般人来说，比起抽象的法律框架，眼前的现实要来得更直接、具体：物价上涨，生活费变贵，为什么还要坚持一个连短期效果都看不到的立场？
这种感受是真实的，但它一旦主导讨论，就容易把策略与原则混为一谈，仿佛只要策略上有利，原则就可以通融。
两者其实不在同一层面。原则是框架，策略在框架内运作。有没有其他方式确保通行安全，这是策略问题，本可讨论；但通行权究竟是国际法保障的权利，还是可向沿岸国申请的特权，这是原则问题。一旦为了策略便利而模糊后者，动摇的就不只是这一次的做法，而是框架本身。
类似的拉扯，并非这次争议独有。凡是涉及国家利益与现实处境的权衡，都难免面对这样的内部张力。在开放的社会中，讨论和质疑本是政策形成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不同声音，而在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社会是否有基本共识，以及是否清楚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这种共识，不会自动形成。它须要两件事同时发生：政府把外交决策背后的逻辑，转化为与日常生活切实相关的解释，让“原则”不再抽象；社会也须要理解一个现实，作为小国，新加坡很多时候并没有太多“灵活操作”的空间，不是因为不愿变通，而是因为某些规则一旦松动，代价是全局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说到底，对外能否站稳立场，往往取决于内部有没有足够的理解与支持。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去年接受《联合早报》播客访问时说过，若有一天新加坡基于国家利益，必须采取某个决定，而国人无法形成共识、齐心支持，恐怕反而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破坏内部团结的机会。
团结不是掩盖分歧或消除杂音，它更像是一种判断：知道什么可以讨论，什么不能轻易退让。
如果连哪些问题没有回旋余地，都缺乏基本共识，每一次遇到外部压力，都会在内部引发无止境的争论——政府疲于解释，公众疲于被说服，而立场本身，也在反复的拉锯中，渐渐失去分量。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