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天，毕业季，正是一届学子从象牙塔迈入社会的时节，但接连释出的就业数据，并未带来春天的温暖。上月本地六所公立大学公布的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下降，2025年全职就业率降五个百分点至74.4%。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人力部和全国职工总会前几天公布的两项调查结果，指本地劳动队伍中有约两成人是“高学历低就”（overqualification），即学历水平高于工作所需。
在这样的春日寒流下，能否就业、能否就业得好，都得打上问号。想甩锅给“经济下行”恐怕不行，新加坡经济在去年取得5%超预期增长，趋势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背道而驰，背后潜藏的资源错配、学历贬值等危机不容小觑。当企业趋向谨慎，调整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计划往往只是第一步，这股寒流仍有蔓延的空间。
说回“高学历低就”，这种现代文明病在高收入国家中普遍存在，新加坡“低就”比率在其中并不算高，但在人口有限的小国，人才和资源浪费带来的冲击较难稀释。虽然数据显示，九成低就者是出于自愿，但如何定义“自愿”，其实是一个吊诡的议题。
首先要承认，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无论选择多么自由，始终囿于有限的现实条件中，当选择空间受压缩或被倾斜，所谓的自愿选择实际是一种理性妥协，形成结构困境。调查指出，自愿低就的主要原因是追求灵活工作时间、转换职业等，而大多低就者同时承担照护家人的角色。这种自愿有几分出于个人追求，又有几分基于责任驱动或迫于现实所需？
有种常见论述是，顾家、转岗等选择本就标好价码，有舍有得全凭自愿、责任自负。但牺牲价码能否减轻？选择范围可否扩大？这些本该由多方郑重对待的问题，不应被轻飘飘的“自愿”掩盖。设立更可负担的社会照护系统、提供灵活工作安排、给予更多转业指导，我们能为低就者提供的支持还有很多，有的或许也能为提振生育率和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一份答卷。毕竟寒窗苦读十余载，不求一朝成名天下知，但能不枉所学、学有所用，恐怕是大多人合理的心愿。
今年的就业数据虽未出炉，但求职者面对的局势仍相当严峻。持续数年的俄乌战争和多次升级的中东冲突等战火延烧全球经济，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劳动者带来压力。冒进的战局、猛进的技术呈现这个时代让人目不暇接的进展，但劳动市场的撤退也在岛国同时发生。从本地两大饮料厂转移生产线，到国际制药巨头BioNTech和默沙东（MSD）关厂，今年短短几月便有诸多撤资、撤厂、撤人的消息，低就可能成为更多人才的退路之一。
在一进一退之间，时代与人扯开一道鸿沟，眼前是必将经历的阵痛，或许要经历几代人奋力前进，顺应时代重构学科设计、技能培训和社会支持体系，与时代浪潮赛跑，才能弥合这道缺口。政府、社会、企业和劳动者须携手并行，在这局势剧变中、战火纷飞时，也在这人间四月天、草长莺飞时。
（作者是《联合早报》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