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柔长堤靠近新山关卡处，近期出现“禁止行人通行”和“限制时速50公里”的告示牌，引来不少关注。越堤族担心，这是马来西亚移民局对“步行族”采取执法行动的前奏，日后步行过长堤恐会被罚款。
自新山的海关、移民及检疫中心（CIQ）在2008年启用后，关卡后移约一公里，在长堤与出入境设施之间，硬生生地切割出一段灰色地带——这段空间没有铺设人行道，缺乏护栏，行人“闯关”须要与高速行驶的车辆与电单车“共享”路面。换言之，这并非后来管理失当的结果，而是在设计之初便已将行人排除在外。
然而，人还是来了，而且越来越多。使用者的需求，不会因为设计上的排除而消失，反而在交通瓶颈中被放大。在关卡，高峰时段动辄数小时的候车人龙，若置身其中，面对眼前的拥挤与失序，很难保持情绪上的从容。某次身历其境，同行友人半开玩笑地说，这简直重现早期电视剧《雾锁南洋》的经典一幕——过番的船到了南洋，掀开舱盖，看到的是在逼仄船舱里站满的“猪仔”，进退失据。
社交媒体上不时流传长堤上演全武行的短片：不是车流壅塞中情绪失控的路霸对峙，就是关卡另一端巴士候车区里因插队、推挤、争道而爆发的肢体冲突。这些看似零散的摩擦，是长期高压通勤环境的外在表现。对必须每日准时打卡的越堤族而言，时间往往是最紧迫，也最不可压缩的成本；在动辄数小时的通关消耗之下，任何微小的延误，都可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如此情境下，步行所需的20分钟，反而成为一种可以掌握的确定性。遭遇车祸的风险固然存在——数日前，就有一名女子疑走路过长堤，途中被电单车撞倒受伤——但那终究是概率性的；迟到与扣薪，则是摆在眼前，几乎可以预见的后果。选择，往往就在这两者之间作出，而且往往还是出于理性的“无奈之举”。
官方的态度，长期维持在一种暧昧状态。正如新闻所引述的柔佛州议员曾笳恩所言，禁令一直都在，告示牌也不时更新，却少见持续而全面的取缔；言下之意，大家也毋须小题大做。偶尔的劝导、象征性的管制，与实际上源源不绝以身犯险的人流形成鲜明对比。
久而久之，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柔性执法”，也逐渐被步行族解读为一种可预期的默认条件：只要不过于张扬、不造成明显混乱，大致可以通行。在近日的新闻报道中，受访公众亦毫不讳言，竖立告示牌的作用有限，除非官方开始执法，否则在交通拥堵时，他们还是会选择步行越堤。乍听之下，勇闯虎口尚且不害怕，官方的告示牌不过是只纸老虎，更用不着怕。
于是，告示牌没有消失，但它的效力被重新理解，变成一种带有弹性的边界。这种模糊策略，代价是将风险完全“外包”，由个体自行承担。一旦发生事故，责任便可被归结为个人选择，而非制度缺陷。
这种默契，揭示官民思维之间的微妙落差。对官方而言，长堤是一个须要维持效率与安全的交通系统，管理逻辑倾向于宏观层面的秩序控制；对越堤者而言，长堤则是一段每日必经的生存路径，评估标准是时间、金钱与可承受风险的平衡。前者关注的是“应然”——道路应如何被使用；后者关注的是“实然”——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最有效地通过。当两者脱节时，规则就会在日常使用中慢慢失去约束力。
即将通车的新柔地铁系统，则被寄予分流人潮的厚望。然而，到时往返两地的人潮只会更多，万一遇上列车故障，而接驳巴士又未能及时疏导滞留在关卡的人群，该如何是好？
做长远计，与其不断更新形同虚设的纸老虎，不如重新检视基础设施的设计，使之与实际需求重新衔接。过去曾被提出的行人专用通道方案之所以值得探讨，正因为它正视一个始终存在却被忽略的事实：在这短短1公里的长堤上，行人的存在从来不是例外，而是一种刚需。
因此，长堤上的步行乱象，并非一个可以简单以“违规”定性的问题。归根究底，步行者踩在长堤上的每一步，都在提醒一件事：当设计与现实之间出现落差，最先承受后果的，往往是使用者。只要这个落差还在，所谓的“无奈之举”与“柔性执法”，就会继续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