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入70年历史中最具颠覆性的阶段，挑战已不再是“军费是否达标”的旧争议，而是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当美国将基于价值的集体防御体系，转化为可以施压、定价与交换的安全工具时，北约还能否作为一个稳定一致的联盟存在，开始变得不确定。
从表面看，北约似乎正在“变强”。2025年海牙峰会在美国强力推动下，将防务支出目标从长期的2%提升至5%。特朗普将这一结果称为“历史性胜利”，认为这证明他“美国优先”战略的有效性。然而，这一突破并非源于成员国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共识，而是在美国多次暗示可能削减安全承诺、重新部署驻欧军力的压力下达成的，本质上它更接近被迫调整，而非主动选择。
这种“强制性繁荣”并未弥合北约内部的裂痕。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投入防务，意味着必须在国内政策上作出艰难的取舍，包括削减福利、教育或绿色转型预算。这不仅会带来内部政治压力，也加深各国对美国以安全为筹码施压的疑虑。防务支出的上升，并未自动转化为对北约组织信任的恢复，反而强化对美国主导的不安。
更重要的是，财政投入的增加，并未改变北约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美国防务支出仍占北约总量的近三分之二，优势不仅体现在规模，更体现在能力结构。北约在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空中加油、远程运输、导弹防御及电子战等关键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提供底层的支撑。这些能力构成现代战争的操作系统，短期内欧洲本身难以替代。
这种依赖还被制度化。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一职长期由美国将领担任，现任为美国空军中将格林克维奇（Alexus G. Grynkewich），自2025年7月起就任，他的任命机制由美国主导，意味着北约不仅在资源与能力上依赖美国，在最高军事决策层面同样嵌入美国主导结构。此外，北约核威慑体系也以美国为核心，英国与法国虽具备核能力，但更多是补充而非替代。欧洲即便增加军费，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一格局。
特朗普并未创造军费问题，但他改变问题的性质。2014年的北约威尔士峰会已提出2%目标，但执行长期滞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将这一技术性议题转化为政治压力，通过公开批评与威胁，迫使欧洲正视。在第二任期，这一逻辑进一步升级，5%的目标不仅是防务政策调整，更成为检验盟友“忠诚度”的政治指标。
这一逻辑在今年的伊朗危机中得到集中体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引发地区局势升级，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要求盟友共同承担护航与军事支持责任，但北约内部迅速出现分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基于能源安全、经贸利益及地区风险考量，拒绝参与进攻性行动。西班牙甚至明确拒绝开放基地和领空，并公开表明，北约并非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工具。
这种“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的回应，直接触发特朗普的强烈反应。他公开指责盟友未通过“忠诚测试”，甚至称部分成员为“懦夫”，表明“没有美国，北约毫无意义”。更为关键的是，他开始质疑北约章程第五条关于集体防御承诺的无条件性，将它视为可以根据盟友表现调整的政治工具。
特朗普质疑“第五条”集体防御承诺
这一变化具有根本性意义。第五条一直是北约的核心信任基础，意义在于确保成员国在面对威胁时的无条件互保。一旦这一承诺被视为可交易、可调整的条件性安排，北约作为集体防御体系的稳定性将被动摇。
在这一背景下，北约领导层采取明显的“维稳策略”。秘书长吕特一方面承认特朗普对盟友反应迟缓感到不满，另一方面避免公开批评美国，并反复强调美国在北约中的关键作用。他甚至公开表明，北约军费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的推动，并给予积极评价。
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外交方式，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稳定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但也带来明显代价。当北约秘书长须要通过公开赞扬美国总统来维持联盟稳定时，这本身已反映出权力结构的失衡。北约正在从一个基于规则与制度运作的组织，转向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政治意志的框架。
由此，北约的困境逐渐清晰。一方面，欧洲在安全上仍高度依赖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在具体安全问题上，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差异正在扩大。军费的增加并未消除这种差异，反而在更高投入的背景下放大分歧。
特朗普的外交逻辑并非削弱北约，而是重塑北约。他试图将联盟从一个基于共同价值与长期承诺的安全共同体，转变为一个以成本分担与即时战略配合为核心的交易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军费成为门槛，军事支持成为条件，而安全承诺则逐渐转化为可以调整的安排。
这种转型的长期可持续性高度存疑。当欧洲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同时又无法在政治上完全追随美国时，北约内部的张力将持续存在。一个依赖压力维持运转的组织，难以形成稳定的战略共识。
因此，北约的真正困境，不在于是否会解体，而在于性质正在发生改变。它正在从一个由规则与承诺维系的制度性同盟，转变为围绕美国权力运作的安全平台。当这一转变完成之时，北约或许仍然存在，但稳定性与一致性，将不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华盛顿的选择。
这，才是特朗普时代北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作者是定居英国双语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