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有幸赴日本参加国际书法教育及文化研讨会。在樱花绽放的季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书法教育工作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日本所谓的书道、韩国的书艺，以及我们华族称之为的书法。在人工智能风靡全球的时代，书法如何坚守阵地、继续传承与适应越加艰难的书法教育环境？在如此克难的大环境中，各国学者谈及自身如何建立独特的书法体系与理论，还有推陈出新的传播方法——那份执着与热忱，确实令人颇为动容。
我在会上分享的，是新加坡书法的历史脉络与独特面貌。然而，这场研讨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对我的分享提问的声音。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这些汉字书法传播与推广的主要地区——有多位学者对新加坡书法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与兴趣，他们追问我们的流派、特征、理论体系与美学评论。对于早年从中国南来的文人如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将书法薪火相传的历史故事，以及现代发展的美学体系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与价值的。
面对这些认真的眼神，我除了感到一点受宠若惊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疚与惭愧。因为我甚至无法回答其中好多的提问。而这，不是谦虚。
我们是否有作品，少研究？
我们新加坡书法传承200年（参考最近王运开老师编写的《新加坡书法二百年》），有作品，有展览，有书人。是的，过去200年，这个热带小岛上从未缺少拿起毛笔、挥毫泼墨的人。书法展览年年举办，书会社团也不在少数，学校课外活动与比赛常年未辍，书法家仍有传承，可以说笔墨从未断绝。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大众参与和学习，举办大型挥春、展览和国际交流活动，的确是要被肯定的——这是事实，也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纵观今日的新华社会，对书法研究的论述，却是相当匮乏，甚至是缺席的。我们有书法家，却少有书法史学家；我们有书法展览，却少有严肃的书法评论；我们有书法班，却少有系统性的书法教育理论建构。面对海外学者的提问，我意识到：我们对自己书法传统的认识，居然是相当浅薄，极其零散，甚至还难成体系的。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的大专教育体系中缺乏书法专业，私人美术学校也淘汰书法范畴，但说到底，这可不可算是整个社会的遗憾呢？
我们在东京盛开的樱花下举杯畅饮，各地书法学者共同研讨书法的内在课题——日本学者谈书道哲学，中国大陆学者谈到古籍对书法教育的启示、台湾学者谈人工智能与书法的碰撞，韩国学者谈书艺教科书的转变——我坐在那儿，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我代表的堪称是一个拥有近200年书法历史的社群，但却无法拿出与这段历史相称的学术积累来回应他人的好奇。这份纠结，不应该只是我一个人的吧？
问题的根源，或许不难探求。新加坡在过去60年间，以一种令人咋舌的速度完成从发展中社会到第一世界现代都市的蜕变。这个转型的代价，是极度功利化和纯效率取向的务实主义。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什么有用，就发展什么。书法，在这种绝对务实的价值框架之下，或许勉强还能以”文化软实力”或”传统艺术”的名义，在社会上被认可并得到一定的重视和推广（例如在母语双周的体验课和农历新年期间的春联活动），甚至也成为华族文化和艺术的重要象征符号，但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却快速凋零。
不得不承认，我们丢失的，不仅仅是学术思辨，更是新世代对书法的深层感受与文化认同。这是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文化资产的流失，而我们对其消逝完全不知不觉，甚至无感。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起一位同样经历过类似匮乏、同样面对过一无所有处境，却选择截然不同回应方式的前辈——刚刚过世、在整个华社引起巨大反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郭振羽教授。
一无所有中的开创
虽然没有机会正式受教于郭教授门下，但我多年来始终称他为”郭老师”。因为他的文章著述、他的演讲闲谈，他的一言一行，乃至他那双看穿表象的眼神和优雅笑语，无一不在启发并教导着我。我以为，他是那种即使不用讲堂和麦克风，也可以教育并启迪他人的人。甚至迟至去年，85岁高龄的郭教授还出版《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记得我在他府上接过该书，就书中所言的移民社会身份认同是“永恒的未完成状态”求教于他，他提出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的国族之路——这是传承，更是启示，激励我们在多元与统一、本土与全球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点。
1973年，郭教授毅然离开已经安稳觅得教职的美国来到新加坡，要在这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小岛上，开拓传播学的一片天地。那正是我出生的一年，彼时的新加坡传播界积累匮乏：没有学统，没有体系，没有足够的本地学者，甚至连像样的参考资料都难以获取。郭教授所面对的挑战，比今日我们在书法研究上所遭遇的困境，不知严峻多少倍。然而，他没有以环境恶劣为借口，更没有等待条件成熟之后再行动。他选择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从创设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再到南洋理工大学的传播与信息学院，最后退休后还到新社科大学创办新跃中华学术中心，郭教授跨越三所大学的创业与学术历程，串联起新加坡传播学学科和人文发展的整个脉络。他所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学系或学院，而是一个学术生态——培育学者、建立课程体系、推动本地研究、引导公共讨论。他用50年的时间，将一片学术荒地，耕耘成一方传播与人文文化的小绿洲。而今，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在最新的QS学科排名中，高居全球第二。我获悉这个排名正是郭教授离世之际，内心无比震动。因为这个排名背后，是郭教授及团队从一无所有出发，历经坚持与奉献所换来的成果。
还有一点，我每次想起即觉得惭愧——郭教授，原本并不属于这片土地。他是一个外来者，是从中国福建到台湾到美国到新加坡的移民知识分子。他本可以留在更先进的美国，却选择在一个陌生的、资源匮乏的、文化生态尚在成形的新加坡扎根。这需要多大的信念和勇气？
郭教授选择新加坡，对他而言需要巨大的勇气。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没有以外来者的姿态游离于这片土地之外，而是通过电视辩论评审、公共论坛、无数的义务社会工作，毫无隔阂地融入新加坡华社和公共知识分子领域。他不是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海外学者，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新加坡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文化、情感上的。
人生也是一期一会
研讨会结束那天，樱花灿烂如漫天白雪，那种美丽带着一种短暂而决绝的气息，即所谓的”一期一会”——这个源自日本茶道的概念，说的是每一次相聚都是独一无二、无法重来、必须珍惜的。放在历史长河来看，人的一生其实也可以是一期一会。我从日本的一期一会带回来的，不只是书法作为一种国际共同语的感动，更有危机感与紧迫感。我们要在南来文人的基础上，继续建立属于新加坡的书法研究和理论体系与美学话语。当年，郭教授面对的是一片荒地，他选择耕耘；我们面对的还不算是沙漠，或许只是一片长期被忽视的园圃，问题是接下去我们要怎么做？
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过去可以当面请教郭老师。从今以后，或许我会开始这么想了：郭老师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我想，如果说我们在书法研究上的遗憾使人纠结，那郭教授的一期一会，就是对这种纠结最有力的鞭策：匮乏不是借口，遗憾，恰恰是开始创造的最好理由。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