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乃至更广泛的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一场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大讨论。其中，以日裔学者福山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理论最具代表性，几乎构成这一讨论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自由、民主与理性世界的到来，另一端则是认同、宗教与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深受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理性与自由不断实现过程这一思想的影响，福山在1989年的论文以及1992年的著作中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意识形态竞争和冲突（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已经结束，未来的政治发展和国际秩序，将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最终形态。此后10多年（尤其是在2001年之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例如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证福山的判断。
福山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1990年代初期中东政治走向。首先，以拉宾和佩雷斯为代表的以色列工党政府上台；其次，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使“两国方案”成为当时双方普遍接受的解决巴以冲突的重要框架。为此，阿拉法特、拉宾和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犹太知识分子提出伊斯兰敌对解释
在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一些活跃于美国智库、媒体与政策圈的犹太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拥抱新保守主义思想，并将伊斯兰和穆斯林视为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社会与政治，尤其是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其中典型代表包括从自由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长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的纽约知识分子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同样来自纽约的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长期担任《评论》杂志主编，将该刊从文化评论杂志逐渐转变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他认为，美以之间存在深厚的战略与价值联盟，并将自己描述为“锡安主义者与美国爱国者的结合”。
英国出生的犹太裔历史学家刘易斯（Bernard Lewis）曾在二战期间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1970年代移居美国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后，长期研究伊斯兰文明史，提出有关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敌对关系的历史解释。另一位评论员派普斯（Daniel Pipes）不仅在理论上攻击穆斯林和伊斯兰，而且在1990年代还身体力行创办中东论坛，设立“校园观察”项目，对美国大学中的中东和伊斯兰研究进行监控和恐吓。
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后冷战时期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他将世界划分为若干文明圈，例如以欧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在每一个文明体系中，他都假定存在一个核心国家，如西方文明的美国、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儒家文明的中国等，在他看来，伊斯兰文明则缺乏一个明确的核心国家。
对于以色列而言，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与文明冲突论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内人口与政治变化相互呼应。随着来自前苏联地区的约百万犹太移民陆续进入以色列，政治逐渐右倾，领土扩张也更加有恃无恐。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色列总理拉宾被一名极右翼犹太激进分子刺杀。在随后的选举中，内坦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精确扶植文明冲突的另一方，即通过输入税收和外部资助，壮大高举“伊斯兰”旗帜的反抗组织哈马斯，以分裂巴勒斯坦，将以色列的领土侵略包裹为文明冲突；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蚕食和侵吞巴解组织控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
特朗普威胁退出北约有利以色列？
从以色列与中东地区的视角来看，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无疑进一步强化文明冲突论的影响。自1978年至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媾和签署《戴维营协议》之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一直被以色列视为眼中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以色列一方面实现地区战略目标，即摧毁民族主义的世俗萨达姆政权，另一方面一些极端残忍，却打着宗教旗号的各种武装组织如“伊斯兰国”却莫名其妙地诞生了，好些世俗的萨达姆政权军队前官员突然变成虔诚的圣战者。结合最近零星披露的爱泼斯坦文件，“伊斯兰国”等宗教武装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世俗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政府倒台后，外国操纵或纵容的暴恐组织，在中东更大范围内证明和践行“宗教冲突论”，使“文明冲突论”成为新型国家关系的理论框架。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对手，逐渐转向趁势崛起的伊朗，以及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由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且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和地区性联盟基础（如突厥国家组织），以色列在短期内不具备攻击它的现实条件。只有在北约解体、瘫痪，或土耳其被排除出北约之后，以色列才有可能与土耳其发生战争。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曾威胁退出北约，背后含义显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利于以色列的战略考量，即在军事上使土耳其“去盟化”，从而为以色列未来针对土耳其的战略布局奠定基础。不巧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方面使北约迅速满血复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凸显土耳其的重要地位。
很显然，从紧迫性和可行性来看，由于伊朗与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乃至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又与阿拉伯国家和突厥国家关系紧张，伊朗自然成为以色列继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主要目标。尤其是随着特朗普上台，以色列对美国政府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仅体现在特朗普家庭和政府与犹太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上，例如其女婿库什纳与内坦亚胡关系密切，女儿甚至皈依犹太教；特朗普核心顾问米勒、中东特使威特科夫等也都是右翼犹太人。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