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界最近再次讨论一个熟悉的问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迅速普及的背景下，学生究竟应该如何使用AI？一些学校担心学生过度依赖AI完成作业，也有人认为，与其限制，不如教会学生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
类似争论正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中出现，背后其实隐藏一个更深的问题：在AI时代，人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智能”本身。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或毁灭，这是个问题）这句出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名句，几百年来几乎成为人类关于“存在”的象征，它表达的是人类对意识、主体与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然而在AI时代，这个问题或许正悄悄发生变化。当人们讨论人工通用智能（AGI）时，常常会陷入类似争论：机器是否真正理解世界？是否拥有意识？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主体”？这些问题在哲学上固然重要，但从现实社会角度看，它们未必是最关键的。
早在1953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就提出一个著名比喻：一位优秀的网球选手回击发球时，看起来仿佛在解复杂的物理方程，计算球的速度、角度和旋转。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在脑中解这些方程。重要的是，他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完成了这些计算。
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观点：理论不必完全描述人们真实的心理过程，只要能正确预测行为即可。
从这个角度看，AI或许也面临类似情况。AI是否真正“理解”世界，也许并不重要，只要它在行为上看起来像理解一样行动，人类社会就会像面对一个智能体一样与之互动。
这个变化最终会落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领域——教育。过去几十年，新加坡教育体系之所以受到国际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技术与产业变化的快速适应。从双语教育到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再到近年来政府推动的AI能力计划和计算思维课程，政策始终试图让学生为未来经济结构做好准备。
然而，AI时代可能带来一个新的教育挑战：学生不仅要学会把AI当作工具，还必须学会与AI协作。
这两者之间有重要区别。把AI当作工具，类似于计算器或搜索引擎，学生须要知道如何调用模型、验证答案、提高效率。但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发展，AI越来越像一种可以持续互动的系统，可以参与讨论、提出建议，甚至在学习过程中提供反馈。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很自然会把AI当作一种“伙伴”。
教育政策或许须要正视这一变化，而不是简单回避。学生必须从小学习与AI协作：如何提问，如何与AI共同完成任务，如何利用AI扩展思考能力。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风险。如果学生把AI完全当作真人伙伴，甚至视为现实关系的替代，就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与心理问题。
因此，未来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或许正是帮助学生理解一种微妙却关键的区别：可以把AI当作伙伴，但不必当作真人。这种能力很难只靠课堂讲授获得。正如人无法在岸上学会游泳，学生须要在真实环境中与AI互动，在不断使用中理解它的能力与局限。
换句话说，必须掌握一种新的数码素养：既能够与AI合作，又不会被AI替代；既能够与AI对话，也能够理解人与人关系的独特价值。
在《哈姆雷特》中，人类苦恼的是“是否存在”，而在AI时代，只要一个系统表现得像智能一样行动，社会就必须学会与之共处。于是问题不再只是“to be or not to be”，而变成了：当机器开始像伙伴一样行动时，我们是否已准备好教育下一代如何与之相处。
作者包特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计算技术与金融中心首席研究员
陈晓萌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