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与WhatsApp等聊天室是人类的社交网络，近日爆火走红的OpenClaw（原名Clawdbot／Moltbot，中文圈称为大龙虾）则是非人类——智能代理（AI agents）的社交网络。
过去两年，人工智能（AI）的主角是大语言模型，最近几个月，主角正在悄悄换人，换成能“自己去做事”的智能代理。它们不只是生成文本，而是能规划步骤、调用工具、执行动作：订票、写代码、跑检索、发电邮、下指令，甚至与其他代理协作分工。真正有意思的变化，不是“代理更聪明了”，而是互联网正在出现大量“非人类行动者”。它们会行动、会互动、会扩散影响，却不具备人类社会默认的那套身份与责任结构。于是，一个原本在技术圈里看似猎奇的现象——智能代理的社交网络，反而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接下来更深的治理难题。
大龙虾号称是只让智能代理发帖互动的平台，却很快被安全研究人员指出存在严重漏洞，包括私信、邮箱、登录凭证与大量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令牌暴露等问题；更关键的是，攻击者甚至可能借此冒充代理身份，在系统内“以假乱真”地执行操作。这不是某个平台的八卦，而是一种预告：当软件大量由“氛围编程”（vibe coding，一种依赖AI的计算机编程实践，在无须大量培训和技能的情况下生成软件）快速推出来、当代理被赋予执行权限、当代理之间还会互联协作时，传统互联网的安全边界会被系统性冲击。换句话说，智能代理时代最先崩的，往往不是智能，而是信任。
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的风险主要在三个方面：
数据与操作风险——可访问敏感数据，可能出现未授权操作或错误指令，造成企业损失；
责任归属风险—— 智能代理自主决策链复杂，一旦出现问题，难以锁定责任主体；
自动化偏见风险——人类容易过度信任过往表现可靠的AI系统，从而放松监督，引发失控失误。
因此，建立一套针对性的治理与监管框架，保障人类对AI的有效管控，成为智能代理规模化应用的前提。
过去我们讨论生成式AI，焦点是内容：虚假信息、版权、偏见。代理型 AI则把风险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它能代表你点确认、调权限、转账、调用企业系统、拉取敏感数据。内容可以删帖澄清，动作造成的损失往往不可逆。因此，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最近推出全球首个代理型AI监管模式框架，显得格外及时。框架要求各组织负责人对AI代理保持最终责任制，并建议通过权限边界、关键动作的人类确认、审计记录等技术与管理措施，把代理“关进可控的制度笼子”。
智能代理快速广泛应用于金融、医疗、法律、财务、生产、物流、资管、人力等专业领域，但也暴露一个根本问题：代理是谁？代表谁？权限从哪来？出了事找谁？在大龙虾事件里，这个问题以“安全漏洞 + 身份可伪造”形式提前爆发。当人也能伪装成代理、当令牌被盗就能冒充执行，所谓“代理社交”就会退化为新的欺诈温床。
这背后指向的，其实是未来互联网的信任基础设施缺口：
代理身份证明：代理须有可验证身份（不是一个头像或用户名），能证明它属于哪个人／机构、由谁部署、在什么沙盒环境里运行。
授权可追溯：代理每一次关键动作，背后要有清晰的授权链（谁授予、授予到什么范围、何时撤销）。
责任可落地：当代理造成损害，能追溯到责任主体（企业、开发者、运营者、部署方），而不是让“系统自己干的”成为免责借口。
审计可复盘：不仅记录输出，还要记录“它为什么这么做、调用了什么工具、访问了哪些数据”。
这正好解释了新加坡框架为什么反复强调“人类问责”和“权限边界”。治理的关键不是压住创新，而是把创新落在可审计、可追责、可控的信任结构上。
更有意思的是，从国家竞争力视角看，新加坡可能不只是在“出一份指南”，而是在抢一个更底层的位置，做“代理互联网”的可信枢纽。新加坡长期强项本就不是拼用户规模，而是拼制度与基础设施：金融合规、数据治理、身份体系、跨境规则协调。如果未来企业部署智能代理成为常态，跨境协作智能代理也会出现，那么“代理客户身份认证（KYC）”“代理审计”和“代理权限治理”的标准与工具链，会像过去的金融合规与网络安全一样，形成新一轮产业机会，它不仅服务本地，也可以输出到区域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智能代理的热潮并不只是“又一波应用爆发”，它可能在逼我们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互联网上活跃的行动者越来越多不是人，人类社会靠什么维系秩序？答案很可能不是更强的模型，而是一套新的针对智能代理的信任基础设施。
作者白士泮是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顾问与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教授
石建政是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