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以色列连手对伊朗展开代号“史诗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也反复攻击以色列和海湾各国的美军基地与石油设施等，霍尔木兹海峡几近瘫痪。卡塔尔能源部长萨阿德·卡比警告，油价可能在数周内飙升至每桶150美元，全球债市在同一周遭受重创，美国10年期公债收益率创下近一年最大单周升幅，彭博全球债券总指数表现更是2024年10月以来最差的一周。这场战争，早已不只是中东的事。
特朗普政府开战之初，显然预期这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行动。据报道，白宫原本估算冲突只需四五周，现在据报道，美军已紧急增调情报人员，准备支持至少100天甚至到9月。打仗最怕的不是开打，而是不知道怎么收场。
从战略逻辑看，美以的终极目标是政权更替。特朗普明确说过，若伊朗出现政权更替，“将是可能发生的最好事情”。但冷战以降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外部军事力量极难在伊朗这片土地上塑造一个稳定的亲美政府。哈梅内伊在第一波空袭中身亡后，如今由强硬派次子穆杰塔巴继位最高领袖，革命卫队随即宣誓效忠，并宣称具备六个月高强度作战能力。以色列随即威胁，新领袖也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场战争不是在走向终局，而是在走向一个更难收拾的深渊。
对伊朗而言，“胜利”的定义从来就比美以想象的低得多：国家存续、政权没有崩溃，便足以对内宣称抵御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情绪在外部威胁下，往往比任何意识形态更具凝聚力，这点在伊朗的历史脉络里尤其成立。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极度劣势与庞大伤亡下撑了八年，靠的就是这份民族存亡的悲壮感。
更令人忧虑的是核武问题，过去多年，哈梅内伊在核武发展上始终保持某种弹性，既用以谈判筹码，也未完全跨越最后红线。如今在战火压力下，这条线已然模糊。对一个政权而言，当它亲眼目睹外力可以如此直接地斩首领导层，得出的结论往往只有一个：核武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威慑。朝鲜正是最鲜明例子。若伊朗在战后残局中走上同一条路，这场战争制造出的问题，将远比它解决的多。
战火烈焰烧向金融市场的速度，快得令许多人猝不及防。油价自开战前每桶72美元急涨至超过百元，欧洲天然气价格更一飞冲天，通货膨胀预期随之升温，各主要央行降息的空间瞬间收窄。市场原本预期欧洲央行今年仍有降息空间，如今反而出现升息预期。这对于原本就债台高筑的富国，无异雪上加霜。
七大工业国集团中有六国的国债规模，相当于或已超过年度经济产出。美国债务问题尤为棘手，在利息支出持续膨胀、军费大幅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财政空间已严重压缩。特朗普政府此前拟议的大规模军费扩张，连同减税与利息成本等政策因素，估计10年内将使美国国债再增加近6万亿美元。如今伊朗战争开支迭加进来，这个数字只会继续往上走。
债务问题的危险不只在数字本身，而在于它侵蚀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当下一场疫情到来、当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需要社会安全网扩张、当更大的金融风暴拍岸，政府手中还剩多少子弹？在相对稳健时期尚且如此，何况还要同时支撑一场看不到终点的中东战争。
在这一切的边缘，始终站着北京。中国对伊朗战争的回应保持低调，外交辞令重复呼吁克制，实际上的战略盘算显然复杂得多。伊朗是“一带一路”西线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更关键的是，美国在中东深陷战争泥淖，注意力分散，这对北京而言是客观的战略红利。《时代》杂志的报道直接指出，伊朗战局拖延，正让部分分析人士忧心，这可能是北京在台海采取行动的有利窗口。
这场冲突最令人不安的特质，是它的目标与代价之间严重不对称。美以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几乎只有在伊朗政权彻底崩解，并由一个愿意接受西方秩序的新政府取而代之时，才可能实现。但这个情境，无论从伊朗历史文化还是现实政治来看，都是最不可能发生的。若终局无法达到，无论再多少次空袭，都只是在消耗资源、累积仇恨，并为下一轮冲突埋下更深的引信。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说过：“核武时代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用外交而非武器来解决。”这句话在今天中东的火药桶面前，依然没有过时。当各方都在计算还能打多久，也许更应该问的是打完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模样？而那个世界，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在终局未知的战争之中，问题从来不是谁赢，而是以何种代价收场，以及代价由谁承担。
作者是台北商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