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高度即时化的时代，信息流以秒为单位更新，公共议题以热点为周期更替。在这种环境中，历史常被视为“过去式的知识”，不再具有紧迫性。然而，当我组织几次读书会之后，越来越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必要了解历史，尤其是那些还不太远的历史。
读书会缘起于一个朋友的馈赠，那是一批纸张发黄，十分脆弱，略翻就脱页的陈旧杂志，大多是1970年代的《明报月刊》。《明报月刊》1966年由查良镛（金庸）在香港创办，他在发刊词中这样说：“华裔学人散处全世界各地。在相互的通讯之中，许多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在这本刊物50周年纪念之时，学者林泉忠曾撰文说，当时，“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讽刺地却享有大陆和台湾没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思想领域的自由”。可以说，这本刊物是那个特殊年代非常重要的华人思想文化交流平台。
零零后的思考
这批过期刊物，以1970年代发行的居多，还有少量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随手一翻，都是唐君毅、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夏志清、宋淇、张爱玲、林风眠、黄永玉、程砚秋等人的名字，还有新加坡作家王润华等人的早期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此呼朋唤友来读，由是形成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没想到的是，居然有几个零零后年轻人也兴致勃勃参加进来，而且，他们在阅读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
这些零零后华人，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他们都用“震撼”“错愕”这些形容词来表达对这些过刊的初次印象。他们说，身边很少有人提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过的事，老师不会详细讲，考试也不会考。在中国受教育的一位年轻人说，他身边同龄人基本不会去关心那段时间的历史。他说：“在文化上，我们是缺失的一代，我们只考虑自己，不知道那段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也在不断阅读和思考。
在新马受教育和成长的人也说，基本上没有听过那段时期的事情。一位新加坡年轻人说，她在这些杂志中看到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无法看到的历史细节。她还说，那个年代好像大家都很敢说，因此能保存记忆，让后来的人知道发生过什么。来自马来西亚但在新加坡上学的一位学生分享说，当她读到杂志中的描述，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让她感到非常震撼的同时，她会想：“我们都是黄皮肤的华人，但我们这些华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人和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些零零后年轻人提出的问题，让在场的人们都深受打动，原来年轻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成熟。真正的成熟从来与年龄无关，而是与观察和思考有关，也与对历史的理解有关。
理解历史，就是理解现在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的对话，也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可见，历史不是静态材料，而是一种解释结构。理解历史，本质上是理解制度如何形成，观念如何演变。理解历史，也是在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对年轻人而言，如果只看到结果，而不知道形成过程，就可能误以为现实天然如此，实际上，现实从来都是历史选择的产物。例如，在读书会上，一位朋友曾分享她看到的一个专题“英国怎么离开殖民地”，当时的学者总结三种模式，其中关于马来亚模式的论述，也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参照。
去了解和理解“历史的细节”，也有助于避免认知偏误。人们总是倾向于在事后高估自己对结果的预测能力，这种“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会削弱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当年轻人阅读到六七十年代的报刊或评论时，会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不确定性，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历史将如何展开。在这种阅读和思考中，年轻人会慢慢形成一种历史意识。它意味着，承认现实具有生成过程，同时承认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以及承认自身位置处于更长的历史链条之中。拥有这样的历史意识，也意味着可以在当今的复杂现实中保持基本判断力。
对于年轻人来说，对六七十年代这样不太远的历史的理解，不是怀旧式的回望，而是判断能力的基础训练。在单一叙事盛行时，历史提供的是多重可能。这批《明报月刊》可谓特殊历史节点中的公共思想空间。当年轻人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争论，以及其中的身份焦虑、现代性焦虑，会更加理解我们所处的当下，也能以更积极的态度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