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中，政府某些显而易见的非法行为，有时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虽然正当性（legitimacy）凌驾于合法性（legality）之上的历史先例寥寥无几，但却确实存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的做法，是否属于此类情况，则值得我们给予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发动这场战争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这一点理应毋庸置疑，尽管他们的许多盟友似乎想要模糊处理这个问题。伊朗并未对两国构成迫在眉睫或足以构成自卫理由的威胁，无论是核武器、常规导弹还是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因此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都不足以构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美以两国采取行动并非因伊朗强大，而是因它相对弱小。
此次袭击不过是各大强国践踏国际法的一系列行径中的最新一例，其他还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举措，以及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抓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余下部分的崩塌，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都是坏消息。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在达沃斯发表的里程碑式演讲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要求有能力的中等强国协同起来予以回击。
但不管法律如何规定，人们是否仍能主张伊朗神权统治集团的滔天罪行，足以成为对它实施斩首的正当理由？该政权在国内外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今年早些时候屠杀数万名和平抗议公民的暴行尤为触目惊心，残暴程度堪比1990年代发生在卢旺达和巴尔干地区，以及近年缅甸和苏丹的暴行。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伊朗街头和海外侨民社区的欢庆场面，有力地说明了一点：这场战争，至少在初期阶段，受到伊朗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多数）民众的欢迎，而非畏惧。
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场面。最令人难忘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争，当属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干预，当时的目的是阻止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遭受种族清洗与屠杀。全球多数国家认为那场空袭行动虽然违法，但却具备道德正当性：行动完全出于保护平民的真诚关切，执行过程既符合比例原则又成效显著，而且利大于弊。
若要以道德为由为伊朗战争辩护，就必须满足那些当年说服科索沃战争质疑者的条件。但在证据层面，这一要求似乎难以达成。就动机而言，唯有那些最容易被忽悠的观察者，才可能相信特朗普和内坦亚胡是出于对人权与民主的热忱而行动。
内坦亚胡自始至终都想着如何消灭伊朗的安全威胁，无论这一威胁是真实、夸大或是虚构的。鉴于他在巴勒斯坦人权问题上的记录，很难相信他宣称的“为勇敢的伊朗人民创造摆脱暴政枷锁的条件”是基于原则，而非现实政治考量。就特朗普而言，他可能受任何一种冲动驱使：陶醉于美国军事力量、独占媒体焦点、转移人们对正在发酵的爱泼斯坦丑闻的注意力、牟取经济利益，抑或以上皆是，但却最不可能是基于基本的道德准则。
错误的动机未必会引发错误的结果。但美以两国必须证明它们的侵略行为最终利大于弊，这绝非易事。双方均未提出明确战略，去确保在实现区域与全球安全净收益的情况下结束战争，更遑论改善伊朗内部的人权与民主状况了。
正如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所示，仅凭空中力量实现设想中的政权更迭几无可能，而派出地面部队也同样没什么好结果，阿富汗与伊拉克便是明证。斩首政权或许能催生更顺从外部势力的继任者，但威权本质并不会改变，当前的委内瑞拉便是如此。
伊朗民众虽然存在强烈不满，但尚未出现有效的组织性领导力量。除非伊朗军方领导人集体倒戈，或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庞大残暴的安全机构内部出现裂痕，否则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可能面临极其严峻的后果。让伊朗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斗争，在道德上根本没有号召力，但似乎是美国目前唯一能提供的选项。
若要承认这场战争虽然“非法”但具有“正当性”，还须跨过最后一个障碍。这一论点在科索沃案例中得到支持的关键，在于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各方并未将被违反的法律视为无关紧要，而是有理有据地申明行为是基于一些特殊且正当的理由。
国际法所面临的威胁并不在于偶然的违反——这种情况在所有法律体系中都会发生，且有时是出于最充分的理由——而在于被轻蔑地无视。
特朗普和内坦亚胡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恰恰体现这种态度。正如特朗普今年1月对《纽约时报》所言：“我不需要国际法”，声称唯一能限制他权力的是“我自己的道德观，我自己的思想”。
这场主动发起的战争，并未满足在道德上被视为正当的条件，而就我们目前所见的情况来看，特朗普和内坦亚胡的任何此类主张，都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作者Gareth Evans是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1988年至1996年）、国际危机组织前主席（2000年至2009年）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前校监（2010年至2019年）
英文原题：When Is an Illegal War Morally Defe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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