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笔者接到香港《南华早报》驻纽约记者的电邮询问，并接受一次30分钟的视频采访，主题围绕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弃婴如何过春节。这次采访是基于笔者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以及其他主流英文媒体几年前的采访。可能由于编辑原因，最后见报文章中笔者的表述没有被纳入，但不妨碍笔者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并分享相关思考。
针对被收养的中国弃婴如何维持中国文化认同，笔者以英文做了如下表述：“在以白人为主的地区，维持一种中国文化身份可能是一项挑战。被收养的孩子通常会参加中文课程，学习一些词汇和短语，但如果他们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小镇长大，通常几乎没有机会真正练习这门语言”“大多数时候，你就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但在内心深处，你仍然会对（中国）怀有情感上的联系”“一旦他们长大，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总是想要寻找自己的根，希望在身边认识更多中国人”。然而，“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轻松承担中美之间来回旅行的费用”。
笔者同时指出，收养家庭应该“利用一些亚裔美国人的设施和活动，比如舞狮、亚洲超市里的中国食品，以及华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等资源”，来帮助被收养者重建和故国的精神联系。
上述的简要表述涉及好几个层面。首先，媒体和一般大众，包括中国国内民众和在美国的华裔，都倾向于以为被收养的弃婴“非常幸运”。笔者一位中国友人就这样说过；另一位友人则描述自己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成长期间，在中国东部某省小镇，经常目睹被放置在户外襁褓中的被弃女婴，似乎也暗示被美国人收养是一件好事。但笔者一直想提醒，只关注极少数被媒体渲染的成名、获奖的幸运儿，极可能忽略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弃婴在美国社会的实际成长、挣扎和真实心态。
第二，《南华早报》澳大利亚籍白人女记者在采访中的切入点，是有价值也极具新闻敏锐度的，即：中国春节对被收养的华裔弃婴来说意味着什么？养父母是否有必要利用农历新年这一契机，让成长中的中国弃婴找到一点对“中国”的情感连接和文化寻根的感觉，而不是不特意过中国新年，仅按美国人的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公立新年的顺序来过？在受访过程中，笔者感到这位记者和笔者一样，认为中国春节对被收养的孩子来说，具有重要文化心理意义，是养父母应该认真考虑的。
第三，上述关于重视中国新年的假定，又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被收养中国弃婴的文化认同，或曰他们身上的“中国性”（Chineseness），而这正是笔者认为的媒体和大众认知中的盲区。
笔者因为工作原因，接触过被收养的越南弃婴、中国弃婴，有过多次面对面交流，基本可以肯定他们都存在相当程度的认同焦虑、心理危机和对种族歧视的高度敏感，又伴随对母国的复杂情感。这种张力导致个人成长非常纠结，绝不是金牌、成功和聚光灯所能掩盖。他们常纠结于不可改变的“亚裔”生理特质，和被白人父母收养、成长在以白人为主的城镇、时时被询问、受到各种微妙冒犯的张力。华裔孩子对母国既有一些可以理解的被抛弃感和创伤、无根的迷茫，又有强烈想去了解的欲望，而且非常愿意和“中国人”交流，这使得他们的内心撕扯和认同危机远大于一般的华裔二代。
第四，笔者完全尊重很多收养父母的爱心和巨大付出，但同时也认为，他们在孩子的种族特质不可改变、文化寻根意识无法压制的情况下，确实应该尽可能直面这一问题，帮助孩子体验母国文化。这种体验不仅要包括惯常容易想到的“学中文”（事实上，正如笔者前面指出的，“学中文“在很多美国乡镇实际效果不明显，但很多收养家庭恰恰住在美国小镇），还要包括鼓励孩子阅读有关中国的英文书籍、看中国电影、多去中国超市购物、参与华人社区的中国节庆活动，以及去一些华人历史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和现代历史，去中国旅游和寻根未必真的容易，笔者就见过从未去过中国的被收养孩子。
也就是说，处于文化主流和强势一方、缺少文化焦虑感的美国白人养父母，必须全方位关注这些孩子的种族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和心理健康问题，帮助他们确定“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并以亚裔文化传统为傲。在弃婴及收养已是全球性的复杂社会和法律问题的前提下，应避免有意无意地刺激孩子对中国“重男轻女”“计划生育”等问题的意识，更多正面地看待母国文化，并促使孩子在成长后，愿意为文化交流做出正向贡献。
以上这些，当然是在收养已成事实且不可更改的前提下，探讨如何最大化地照顾被收养者的福祉。笔者仍然坚信，全球跨国、跨种族收养的衰落终将不可避免，韩国等国家的弃婴要求政府道歉的诉求完全合理，中国对国际收养的终止也符合这一全球大势，民间和舆论界则应当反思对“被西方人收养等于幸运”“回到中国寻根是忘恩负义”等简化的认知。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