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娱乐圈有韩流、日流和泰流，“马流”（M-CNY Song）应该就是亚洲华人区域的春节潮流。
顺着过去几年每年数以百计的强劲创作动能，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在2026丙午马年，马国贺岁歌曲数量飙升至超过500首。姑不论数字准确性如何，这股“马流”自1970年代至今创作数以万计的贺岁歌，要学唐诗般精选出《马流三百首》，也非难事。
“马流”发展至今，几乎成为全民创作贺岁歌曲的趋势，到底它如何形成？让我们抽丝剥茧，一探究竟。
一、贺岁歌曲的文化符号
1940至50年代旧上海的《恭喜恭喜》《大地回春》等歌曲传至东南亚，连同春节相关传统仪式，被离乡背井的华人“很执着”地保留并发扬光大。这份执着源于先辈寄托乡愁，在异乡求存的危机感，贺岁歌则在特定节日成了一种凝聚社群和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长辈也通过言传身教，将这种仪式感代代相传。
这些文化符号得以传承至今，也应归功于马国华社的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三大支柱。百多年来，这三大支柱不只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也一直持续强化着“我们是华人”的集体归属感与凝聚力。
二、“情感锚点”机制
从心理学角度看，贺岁歌作为感官刺激，和幸福、喜悦等情绪状态相联结，使春节文化符号形成“按钮”：一按钮、一听到歌，大脑便能唤起期望的幸福感。这类似神经语言程序学的“锚定”技巧，亦即记忆或反应与某种刺激相关联，也因此类似于著名的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
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马流”进化史可分为五大阶段：
垦荒耕地（1960-70年代）：新马华人兴起贺岁歌，唱片公司也每年推出贺岁专辑，邓丽君的歌声深入民心，黄晓君、张小英（新加坡歌手）等人的开疆拓土，翻开新马本土贺岁歌的第一页土壤。
撒种萌芽（1980年代）：龙飘飘带着“龙腔”南下贺岁，奠定“贺岁天后”地位。“大哥／大姐”级别的庄学忠、小风风、江梦蕾、康乔等人接力撒种，几乎每位歌手都出贺岁专辑，贺岁秧苗开始成片生长。
群苗共生（1990年代）：唱片公司将歌手集结成行，组合化、规模化生产贺岁歌。1991年南方唱片推出《南方群星》系列、1999年《八大巨星》问世，都以原创为主；童星组合《四千金》和《四个女生》，也自1997年及2001年起每年推出贺岁专辑。
灌溉施肥（2000年代）：媒体集团、电台电视台以雄厚财力开渠引水、遍撒肥料；代表作很多，从2008年Astro的《大团圆》到2021年冠病疫情时的《元气满满MooMoo哒》，主持人化身歌手，都以种种新颖创意和群舞，让贺岁歌走向非传统类型。
百花齐放、蔚然成林（2010年后）：网络和人工智能（AI）科技普及，让创作门槛骤降，流量驱动下歌曲数量呈爆炸式增长。2015年黄明志的《发财宝大拜年》讽刺传统贺岁歌的荒谬和不合逻辑，更刺激许多网红和素人入场，创作出许多旋律新颖、视频精致的本土化作品。这片由前人开垦的荒野，终于化成万声齐鸣的贺岁大森林。
除了网络流量直接转化为收益，贺岁歌还能通过广告、会员制、产品营销、商业演出等管道赚取收入。由于年轻人喜爱热闹的舞曲式年歌，商家也大力出资赞助，借节庆氛围刺激消费。
诸如Suno、Udio等AI音乐生成器，只须输入文字指令（如节庆唱跳氛围），便能制造全新贺岁歌。这不仅让音乐创作人人可及，为不懂乐理的素人打开创作大门，也让专业音乐工作者得以“人机协作”完善作品。其中，柔佛巴西古当班兰华小师生借助AI共创的《新年贺不玩》——尤其是饶舌部分“我是张邦勤”——着实令人惊艳。
马来西亚的文化混血优势，让贺岁歌成为各族元素碰撞的舞台，去书写更多创意的过年气氛。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比如3P《时光大耳窿》和《南北大道》那些颇出色的点子、SteadyGang致敬星爷、舞步服饰搞怪的《周星翅》等；多语混搭也是一大特色：黃明志的《马来西亚的新年》集齐六大方言、Meeki美锜《做马该都如意》客语温馨、1119《福气马上来》的哇佬Beh Tahan、Astro 2026年歌《万事 All Right 酷哒哒》融入kuda（马）、ular（蛇）等马来词、印裔歌手小黑用福建话唱《今年不得了》、培永引入泰语的《泰国的表弟》等作品，让贺岁歌成为多元文化的交响。
这些因素让马来西亚成为地表最强的贺岁歌圣地，但文化深度不足、量产和“AI化”也带来同质化瓶颈。
关键是，未来创作群体若能以同样冲力深耕日常音乐创作，而不只是在春节冲刺新年歌，马来西亚的音乐春天才算真正到来，“马流”贺岁歌创作也将因此相得益彰。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