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敲响又一记警钟：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仅792万，连续第四年减少，降幅从2024年的139万扩大至339万。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整体生育率已跌破1.0的警戒线，进入与新加坡、韩国比肩的超低生育率区间。
从“人口红利”时代一路到如今“少子化”成为国策难题，转折不可谓不剧烈。更令决策层焦虑的是，从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从延长产假到现金补贴，刺激措施连连加码，效果却如泥牛入海。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为什么彻底不想生了？
若只在房价、教育费用、托育服务上打转，无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到真正的药方，必须先找到真正病灶。舆论普遍归因于“三座大山”：住房、教育、托育。有研究明确指出，中国低生育率的特殊因素在于“照料困境、教育焦虑、住房负担”。然而，这一解释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住房不难？教育不稀缺？养孩子不累？
恰恰相反。1980年代农村物质条件远比今天匮乏，但生育率高企，生育意愿强烈。这说明，高生育率从未依赖过富足，它依赖的是“必要性” 。我们今天把生育当成“消费品”，而在农业社会，生育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底层逻辑：从生产方式到生命意义
要理解今天为何不生，必须先理解当年为何拼命生？在农业社会，家庭即社保。没有养老金，没有医保，“养儿防老”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精算后的生存策略。积谷防饥，积子防老，这是农民在残酷的自然风险面前的理性避险行为。
在农业社会，伦理即法律，宗教即约束。仅仅有利益驱动还不够，必须形成一整套文化枷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生育拔高到道德审判高度，“断子绝孙”成为汉语中最恶毒的诅咒。武则天晚年动摇于立子还是立侄时，狄仁杰一句“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瞬间击溃她的防线。因为那涉及死后世界有没有人供奉，这一逻辑链条完整而坚固：农业生产力（经济基础）→ 劳动力需求（利益）→ 养儿防老（保障）→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伦理）→ 香火延续、不做孤魂野鬼（宗教）。四重枷锁环环相扣，生育不是选择，而是宿命。
放眼全球，凡是生育率尚能维持在高位的国家和地区，要么工业化尚未完成（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要么仍被强烈的宗教伦理和性保守主义笼罩，如部分伊斯兰社会、正统派犹太社区以及中国部分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如潮汕、闽南等）。当观念的堤坝决堤，生育率便一泻千里。
首先，劳动力的“数量逻辑”被“质量逻辑”替代。当社会共识从“人多力量大”转向“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生育便从“资产购置”变成“负债经营”。学术研究证实，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人口偏好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这正是工业化的必然。
其次，社会保障瓦解养儿防老的刚需。截至2025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虽然替代率有限，但“进养老院”已不再是耻辱，而是可选项，儿女从“必需品”降级为“奢侈品”。
第三，熟人社会解体，宗族伦理失重。当年轻人离土离乡，屈居在城市的格子间，“断子绝孙”的咒骂已不具威慑力——因为邻居根本不认识你。社会评价体系的真空，使得传统生育道德一夜之间风化。
第四，也是最隐蔽、最彻底的瓦解——性观念与宗教感的崩塌。在传统社会，性是神圣的、排他的，与生育捆绑。今天，性从“生育的前置程序”剥离为“纯粹的娱乐消费”。既然无须结婚也能获得性的满足，婚姻便失去生理上的强制性。既然死后世界已被视为迷信，坟前是否有人烧纸便无关紧要。
于是我们看到：结婚率断崖式下跌，离婚率连年攀升，可以说，观念的解构是比经济压力更致命的釜底抽薪。
解决之道：承认不可逆，守住可守处
基于上述分析，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浮出水面：工业文明与高生育率在逻辑上是互斥的，但这不意味着彻底缴械投降，在承认“生产方式不可逆”的前提下，我们仍可以从利益、观念、法律三个维度筑坝拦水。
第一，反思养老权重，放弃社保万能论。必须坦率告诉社会：完全依靠国家养老是不现实也不公平的。日本的教训表明，过度的社会保障承诺只会加剧财政危机，却无法挽回生育率。应当建立“扩大子女赡养抵扣个人所得税比重”“养老积分与父母待遇挂钩”等机制，让养儿不仅在情感上有回报，在经济上也有实惠，把养老的杠杆重新向家庭倾斜，哪怕只是边际上的。
第二，观念上不能一味“进步”，要保留保守空间。中国的性别教育、婚恋教育近年来过于“去魅化”，只谈权利、不谈责任，只谈自我实现、不谈牺牲付出。官方文件提出要“倡导积极婚育观”“破除高额彩礼等陈规”，这是对的，但力度远远不够。主流舆论应当正面肯定“生育是值得尊敬的利他行为”，而非矮化为“个人选择”。对丁克、不婚等生活方式可以不歧视，但不必在影视剧、公共宣传中过度浪漫化。
第三，法律应适度介入婚外关系，释放明确信号。目前《民法典》对婚外情的惩戒几乎形同虚设，离婚成本过低，出轨成本为零，这导致婚姻契约的严肃性大幅下降。建议在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离婚损害赔偿等方面，对有明显过错方施加重罚。法律应当明确释放“维护婚姻契约严肃性”，慎重考虑通奸入刑民意呼吁的可能性，这不是开倒车，而是为愿意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的群体，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预期。
第四，弘扬传统伦理和宗教文化的有益成分。传统祭祀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追思先祖、重视血脉延续——应当以民俗而非迷信的名义得到保护。一个没有敬畏、只活在当下的民族，不可能维持长期的人口再生产。
中国人口转型以压缩方式完成，烈度史无前例。根据学者推算，去年中国整体生育率为0.97至0.98，已经低于1.0的心理红线。留给决策层的时间窗口，正以每年关闭0.1个点的速度收紧。
生育问题本质上是文明形态问题，我们无法退回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也绝无可能通过行政命令催生，但也必须清醒：如果一个社会彻底解构家庭、消解责任、告别敬畏，任何经济刺激政策都将沦为撒钱的空转。
今日之中国，不必对民众说教“为国家生孩子”，而须要以果断举措守住家庭稳定的底线，以制度智慧重塑生育与养老的利益关联。若再迟疑、再不触及根本的刺激政策，待到少子化惯性彻底锁死，即便悔之，亦晚矣。
作者是宁波大学城乡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