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2月8日尘埃落定。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与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合计斩获至少341个议席，不仅远超维持稳定执政所需的233席门槛，更创下自民党自1955年建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这一压倒性胜利标志着日本正式迈入“高市时代”。高市以保守派立场和对华强硬姿态著称，这次大胜将使中日关系承受更大冲击。
第一，对华政策可能更为强硬。高市政府的强势组阁，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将进一步向战略竞争甚至战略对抗倾斜。过去10年，尽管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但双方仍维持着战略互惠的基本框架。然而，高市本人多次公开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叙事，主张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她的部分内阁成员出自右翼派系，在涉港、涉疆、人权等问题上曾发表攻击性言论。
可以预见，未来日本政府将更频繁地在国际场合，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在七国集团（G7）、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平台发起涉华议题；在双边层面，或将进一步限制中国公民赴日签证、收紧学术交流审查、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清单。尤其在敏感科技领域，日本将加速配合美国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使中日科技合作空间急剧收窄。这种系统性“对华戒备”，将成为高市政权的外交底色。
第二，台海与区域安全合作可能更加紧密。高市早苗一贯被视为亲台派，她就任首相后在2025年国会演讲中，首次公开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直接挑战中国核心利益。选举大胜后，高市拥有稳固的议会支持，她可能推动日本与台湾在情报、军事协调等方面的“准联盟”关系。维新会的加入放大这一趋势。该党支持加强西南诸岛防御，并主张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巡航，与菲律宾和越南合作。2026年，日本计划与美国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模拟台海危机，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中国已增加东海巡航和南中国海军演，作为回应，高市可能加速部署导弹系统，如在冲绳和宫古海峡布设反舰导弹。这不仅提升日本的威慑力，还将台海问题国际化，吸引更多盟友介入。
在区域安全合作方面，高市将强化印太战略。日本已和印度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以降低对特定国家供应链的依赖，这可能间接挑战中国“一带一路”。2025年中菲南中国海摩擦已引起日本表达对菲律宾的支持，高市大胜后，日本可能在亚细安与中国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名尝试施压，这与中国立场冲突。
第三，经济合作氛围恶化，贸易互动承压。中日经济长期高度互补，经贸关系一直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然而，高市强调经济安全优先，主张降低对华依赖，推动“中国+1”战略，鼓励日本企业向印度和东南亚转移。维新会推动的供应链重组政策，可能进一步加速这种趋势。未来，日本或在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等领域设置更多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加强对华投资审查。若中方采取反制措施，双方都将承受经济成本，日本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尤为敏感。与此同时，旅游、文化和人员往来持续降温，也将削弱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
第四，中日区域合作空间明显收缩。在亚细安、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框架下，中日原本拥有广泛合作潜力，但高市政府更强调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价值同盟，这将使日本在区域事务中更倾向于西方标准，与中国主张形成竞争。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区域规则制定方面，日本可能加大对亚细安的投入，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正面竞争。在贸易层面，日本或更加重视加入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等高标准机制，削弱RCEP对中日合作的黏合效应。区域合作空间的收缩，将使中日关系失去重要缓冲。
第五，宪政修正可能成为现实方向。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盟，拥有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高市承诺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允许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和“正常军队”。若修宪推进，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安全框架将发生根本变化，军费、海外部署和战略自主性均可能上升。这不仅会引发中日之间新的安全疑虑，也可能重新唤起历史问题的敏感记忆，加剧战略互不信任。修宪一旦成功，将深刻改变东亚力量平衡，使中日关系更趋结构性紧张。
高市早苗的历史性大胜，是日本国内政治变化与地区战略环境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加复杂、不确定，也更考验战略耐心的阶段。在东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日关系若持续恶化，代价不仅由两国承担，也将外溢至整个地区。因此，尽管挑战严峻，保持沟通渠道、管控分歧风险、在有限领域维系合作，仍应成为双方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作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