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众议院选举尘埃落定，自民党在高市早苗领导下单独取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若再加上执政联盟日本维新会，合计席次突破四分之三门槛，创下战后自民党创党以来前所未见的压倒性胜利。这场狂胜不仅意味着政权高度稳固，也宣告日本政治短期内回到强势首相主导的治理结构。在内政层面，高市政府势将更有底气推进财政、能源与防卫改革。在外交层面，尤其是近年跌至谷底的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一个值得审慎观察的调整窗口。
然而，选举胜利本身不会自动修复外交裂痕。真正问题在于：高市狂胜之后，中日关系究竟是迎来破冰契机，抑或只是进入另一种更具结构性的对峙状态？
政权稳定是外交操作的前提，而非结果。高市的胜选，为中日互动创造条件，但是否转化为成果，仍取决于后续选择。
除了安倍时代以外，过去日本外交屡受政权更迭频繁所困，首相平均任期偏短，导致对外政策延续性不足。相较之下，高市如今手握空前多数，意味她的对外政策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对北京而言，一个立场鲜明，但能拍板定案的对手，往往比内部意见分歧的日本政府更容易应对。
然而，这种“稳定性”同时也带来疑虑。高市早苗向来在安全政策与台湾议题上的鲜明立场，正是中日关系陷入低潮的重要背景。北京不免担心，一旦高市不再受制于党内平衡，政策反而会朝更强硬方向倾斜。
历史经验显示，日本首相在政权稳固后，反而更可能展现外交弹性。关键不在于立场是否转变，而在于是否有余裕进行策略调整。强势政权本身不等同于强硬外交。高市是否选择将胜选资本用于“对抗”或“调节”，仍有待观察。
高市胜选后第一个外交重头戏，是预定下个月展开的华府之行。选战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力挺高市，显示她已成功嵌入美国保守派的信任网络。可以预期，此行在政治氛围与象征层面将相对顺利，也有助于高市巩固“可信赖盟友”的国际形象。
但对中日关系而言，访美也是一把双刃剑。北京向来将美日同盟的动向视为衡量对日政策的重要指标。若高市在访美期间过度强调台湾或对中强硬，势必压缩在对华政策上的操作空间。
访美既是加分项，也是前置条件。高市能否在巩固美日关系的同时，为中日互动保留回旋余地，考验她的政治判断。
北京第一反应：发贺电与否的政治密码
访美行程结束后，高市真正须要解读的，是北京的反应。中国是否在她经国会指名连任首相后发来贺电，应可视为中方是否有意改善关系的最低成本信号。若有贺电，至少意味着北京愿意维持基本沟通管道。
当然，贺电本身不等同于政策转向，但往往为后续接触设定基调。外交有时重在符号政治。高市若能准确解读北京释放的象征性信号，将有助于避免误判情势。
若中方释出改善关系的意愿，高市政府势必寻求一个双方都下得了台的破冰模式。2014年，日本派出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赴北京磋商，最终在确认《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份政治文件的基础上达成四项共识，其中承认钓鱼岛问题存在分歧，为中日交流解冻铺路。不排除北京再次提出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甚至要求日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更明确承诺。然而，这类要求几乎必然触及日本的制度性底线。
历史可供参考，却难以复制。高市若欲重启交流，势必须在不新增政治承诺的前提下，创造新的模糊空间。
台湾议题：中日无法回避的核心变数
在所有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中，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最为敏感，也最难以妥协的核心议题。高市早苗在竞选与过往政治生涯中，多次就“台湾有事”发表明确立场，这也是中方对她保持高度警惕的重要原因。
在实务操作上，东京若欲重启中日关系，势必仍须回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表述框架，即中方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对此表示“充分理解与尊重”。这一表述并非日方政策让步，而是长期以来维系中日关系的最低政治共识。
台湾问题既是北京的红线，也是缓冲垫。高市若能重申既有框架，而非追加新表述，反而有助于稳住中日关系的底盘。
值得注意的是，倘若高市政府能如安倍晋三或石破茂时期般，将中日关系稳定在可控范围内，日本在处理日台关系时，反而更具操作空间。过去经验显示，维持基本稳定的中日关系，往往有利于日台交流的深化。
在较为敏感的高层互访方面，即便中日关系回暖，短期内仍不易重启；高市政府更可能将重心放在经贸与科技合作上，特别是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些议题相对政治敏感度较低，也更容易取得实质进展。日台关系的推进，关键不在于象征动作，而在于能否累积“不可逆的实质连结”。
EPA与安全供应链：高市的熟悉战场
签署日台经济伙伴协定（EPA），被视为高市政府最具可行性的对台政策突破口。去年4月高市访问台北时，台湾赖清德亲自表达早日签署EPA的期待。高市曾任经济安保部长，对于供应链安全与产业互补性具有高度认知，也清楚协定对日台双方的战略意义。
EPA不仅是经贸议题，更是构建安全供应链的重要环节，政治象征性相对可控，却能带来长期结构性影响。若说高市在外交上有舒适圈，EPA正是其中之一。以经济安全为切入点，既符合日本利益，也较不易触动中方即时反弹。
此外，高市胜选后，也势将重新评估日本重启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海上自卫队与台湾海巡署合作演练的时机与方式。这类行动具有高度象征性，操作不慎，极易引发北京强烈反应。
相较之下，日台执政党之间的“2+2外交安保对话”，以及自民党与民进党青年局层级的交流，属于相对低调、却能累积互信的管道，或将成为高市政府优先考虑的选项。高市的挑战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何时、如何做”。对台互动的节奏管理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稳定度。
总体而言，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胜，确实为中日关系提供一个重新调整的契机，但并未改变结构性制约。日台关系的推进，很大程度仍须以中日关系维持基本稳定为前提，而非单凭选举结果一蹴可几。
高市的真正考验，在于能否在坚守立场与避免对抗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胜选只是起点，方向选择，才是决定外交成败的关键。
作者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