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建国60周年，“信天翁”档案的解密，时机点也恰逢历史大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秩序动摇甚至逆转之际。这当中或许没有刻意的安排，却提供国人在世界局势改变的关键时刻，回顾和反思国家命运的难得机会。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国格或也决定国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离合，在被迫出走和自愿分家的历史模糊地带，保留想象和探讨的空间，值得仔细玩味。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1月21日宣布，向新加坡出售总值约23亿1600万美元（约29亿3400万新元）的P-8A海上巡逻机、鱼雷及相关装备，这项拟议军售已提呈美国国会待批；一旦批准，新加坡会是东南亚首个使用P-8A海巡机的国家。对于依赖国际贸易，身处全球海运重要节点的新加坡，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相对于“戎”，“祀”却排在国之大事的第一位。广义而言，古代的祭祀象征神权、文化认同与合法性来源。现代政治学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提出“想象共同体”一说，就暗合“祀”的意思。这种想象让毫无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陌生人，能够产生休戚与共的共情，愿意为某种抽象的共同价值一起奋斗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都需要自己的国家神话，来凝聚和团结国民，例如日本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的传说，以及中国近代因救亡的危机感而创造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政治符号。
套用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名著《人类简史》所使用的概念，国家神话并不一定非得和宗教有关，更不是什么怪力乱神，而是人类通过一代代人对远古传说的共同叙事，不断转述并在过程里补充、丰富内容而建构的集体身份认同。“信天翁”档案的解密，不妨视为这一过程的主要章节。因为如果无法解答“我们是谁”，自然也就无从回答“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疑惑，那拥有再先进的武器，也难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一“祀”的挑战，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显得迫切。当下世界的乱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拜这一科技发展所赐。在此之前，各类极端的意见以及有人格缺陷的人，都只能在自己小范围的社交圈子里让旁人的日子难过。但如今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环境，他们不但能够无远弗届地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还能便利地找到共犯，形成破坏性更大的合力。
此外，一些国家也利用这一科技，向敌对国家的民众发动认知战，在不同议题上刻意挑拨各种对立情绪乃至价值观冲突，削弱对手人民的集体意志，让政府决策陷入父子骑驴的陷阱，无所适从，疲于奔命。当社会陷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激烈的撕裂，国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就容易因为缺乏足够民意的支持而瘫痪，让攻击方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当前很多发达国家政治的纷纷扰扰，背后不无外部有心人的恶意操控。
类似的迹象同样发生在新加坡，所以政府最近几年才相继立法，如《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POFMA）和《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FICA）等，防患于未然。尽管重要，立法毕竟还属于被动防御的作为，在积极主动层面，或许更要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强化社会韧性，特别是国民的集体认同感。国家神话的构建和传播，或就是这种积极防卫的有效武器。
《左传·成公四年》记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这个“族”并非现代意义的民族，而是有共同血缘的部落宗族，对于很多在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内部的多民族构成往往导致冲突不断，建设停摆，如何解决同床异梦的难题，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直到60年后，新加坡仍然致力于让多元社会融为同舟共济的一族，毕竟从认知战的角度看，在多元里制造异心，无疑事半功倍。
“信天翁”档案暗示，新加坡的诞生部分来自这个岛屿上的居民的自主选择，他们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一种更公正的价值观组织社会。在那个局面混沌且危机四伏的时刻，他们抱着义无反顾的信念，在极端敌对的内外部环境下，强调个人的秉赋和付出，而不是根据肤色、语言、宗教来分配资源。由于成功没有保证，结局可能悲惨，因此个人必须让渡部分自由，让集体的统一意志强渡无数险滩，泅向胜利的彼岸。
这当然只是从事后诸葛的上帝视角，对那段艰险且前途未卜征程的简单描述，还远没有达到神话的高度和深度。它须要时人与后人的反复叙述、阐释、补充来丰富内涵，慢慢形成新加坡特有的国民性格和心理，以及共同信奉的价值。这本身或许也是另一场新的征程。在这个新的大时代来临之际，这样的努力可能会是我们强渡新险滩的方舟。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