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两个长期以来对立的政党要走到一起，并非易事。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两党领袖在宣布成立新党时，就表示新党成员仅限于众议院议员；至于参议院议员与地方议员，仍各属原本的政党。换句话说，新党予人的印象，只是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闪电选举而凑合的对策与组合，而非具有长远理念与合作的基础。果真如此，影响力当然要大打折扣。
要解读这一现象，也许得回顾过去20多年日本政坛的变化，及公明党与立宪民主党的自我定位。
先谈谈公明党。
去年11月，在一家右翼政论月刊《Hanada》（《花田》）的特稿中，一名公明党前众议院议员针对当时自民党与公明党解除联合政权协议的话题，发表政见。在题为《公明党也可以和高市合作》的文章中，他表明，公明党植根于“国民的生活实感”的“中道路线”，而不理会来自左或右的批判。
他指出，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来自右派的批判是“由于公明党的存在，（自民党政府）无法开足马力发挥集体自卫权，被拖了后腿”；来自左派的批判是“公明党已被自民党引向右倾化。标榜自由、和平理念的公明党究竟要往何处去？”他强调，正因为是“中道”，在右派看来是左，在左派看来是右，而这正是公明党较能吸引无党派阶层的原因。
针对公明党的定位，也许说得更为直白的是1999年，自民党小渊惠三政权的军师、有幕后首相之称的时任官房长官野中广务，为拉拢公明党加入联合政府时所发表的一番谈话。他高度评价公明党母体的创价学会，在二战后的废墟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不少要倒向共产党（泛指左派）的人士吸收为信徒，争夺中下层弱者的政治地盘。从这层意上来看，野中眼里公明党的“中道”，与保守的自民党有更大合作空间。公明党在宪法问题上高举的“加宪”旗号，基本上也符合自民党修宪方针。因为不修改宪法，何来宪法条文的加与减？
90年代洗牌的最大输家
反观这回和公明党合作成立新党的立宪民主党，是脱胎自1990年代小泽一郎主导的政坛大洗牌，历经新进党→民主党→民进党，几经组合、分化，演变而成的政党。
在小泽一郎力图结束自民党与社会党分庭抗礼的“保（守）革（新）对峙”的“（19）55年体制”，转为“保（守）保（守）谈合（密议）”的“两大保守党体制”的战略中，非自民党的联合组织，当然只能是保守党。基本成员除了自民党、公明党（当时也一度分党，一部分加入新党，一部分保留在原本的党内）等之外，也吸收一部分旧社会党内最亲保守路线的人士。在这场大洗牌的政治游戏当中，被自民党人视为修宪最大障碍物的日本社会党是最大输家。它的没落与退场，象征着日本政界“总保守化”与“总自民党化”。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转向”加入新保守党的前社会党人，在新党中的地位十分尴尬。因为，如不发出些微不同的声音，如主张“创宪”（实际上是变相支持修改宪法），在党内几乎失去存在感。但一旦发出“杂音”，则被视为碍手碍脚，成为党内主流力量声讨与排挤的对象。
最明显例子是，与高市同样出身右翼政客培训所“松下政经塾”、曾任外相的前原诚司，在2017年担任民进党党魁时，率领该党投奔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正在成立的新党“希望之党”。当时，得意忘形的小池开出的条件，是要审核成员的安保观，且不接纳资深代表。在前原上述“卖党”，变相邀请小池协助清党的局面下，被排挤在新党门外的前社会党人不消说，就连保守的资深前民主党人也忿而退出民进党，成立新党。这便是立宪民主党最初成立之由来。
“总右倾化”是主旋律
在立宪民主党创立初期，为了显示与自民党的差异，对宪法与核电等问题曾发出些微杂音，相对突显它的在野党色彩，但在野田佳彦接任党魁之后，该党的保守色彩日益鲜明。野田出身自松下政经塾，是高市早苗的前辈，也是2012年将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收购为“国有”的时任首相，当然称不上是鸽派。他在高市上台前夕，曾试图拥立仅有27议席的右翼国民民主党首领玉木雄一郎为联合政权首相，充分反映他的“中道”实质所在。玉木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在安保问题上先取得协议。弦外之音，是要继承前原诚司（现已跳槽至日本维新会）、小池百合子的意愿，清除在安保问题上不夠坚定、碍手碍脚的“杂音”。只因时间过于仓促，反高市阵营还未谈拢，高市与日本维新会合作的政权已告诞生。以右翼玉木为核心、实为野田主宰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遂成泡影。
职是之故，哪怕是由野田、齐藤主导的中道改革联合在2月8日大选中获胜，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高市式的右翼旋风，但不会改变日本政坛自90年代以来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总保守化”“总右倾化”的基轴与现象。
日本政坛正在重组，各方势力暗流涌动，接下来是由勇往向前，但被政敌视为欠缺政治资质与政治智慧的高市继续掌舵，还是中途换马，换一有谋有略的政客粉墨登场？这不仅事关日本内政，也将牵引东亚地缘政治的动向。
作者是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