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尾拜读《未婚生子的单亲妈妈》一文（12月28日早报网），颇为感慨。在制度高度成熟、社会秩序稳定的新加坡，竟出现“母亲须收养亲生子女，才能为孩子争取更完整法律地位”之事。它表面是个别未婚单亲母亲的困境，却触及本地家庭政策、人口趋势与社会价值间一个未被充分探讨的议题。
先应指出，新加坡有关婚育的制度设计，有清晰的文化与历史逻辑。新加坡长期以来对家庭的制度定义，始终以婚姻为核心。这极其正确：婚姻不仅是私人关系，也是抚育下一代、传承社会价值的制度性安排。因此，本地公共政策通过区分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在福利、税务、住房与继承等方面设立差异，以此增加个人选择的负担，鼓励稳定婚姻、双亲育儿与长期家庭责任。这套制度发挥长期正面的作用。但制度的有效性，始终以现实为前提。过去制定政策时，新加坡的人口现实肯定没有现在这么严峻。现在我们的总体生育率已长期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水平；老龄化问题加剧。在此背景下，每位新出生的公民，都是珍贵的社会资源。
方今世界各国的家庭形态已不再单一。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未婚、非婚生育率的平均值，从1960年的6%上升至2016年的40.3%。新加坡也有不小的未婚单亲人群。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在国会书面回答中透露的数字，2020年至2024年间，本地每年平均有约745名母亲未婚生子。而且，近年来本地家庭形态正悄然多样化，不但晚婚与不婚比率上升，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对不健康家庭关系的容忍度也在下降。单身女性利用试管婴儿等新技术来延续后代的情况也在增加。正如有媒体报道所显示的，一部分新加坡女性选择独自生育，并非出于轻率，而是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慎重决定。
如果说，未婚父母无法获得育儿花红或某些税务优惠，是因我们的政策旨在鼓励“婚内父母共同承担义务”，但如果父亲无法承担家庭责任，在这类单亲母亲高度投入抚养责任的情况下，制度是否应承认并分担她们的育儿责任，就属可以讨论的范围。至少，当有孩子需要被自己亲生母亲收养时，就彰显制度原始设计已与现实间存有背离。
值得正视的悖论
从决策者角度而言，这是个值得正视的悖论：国家需要更多孩童出生，但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使制度仍在部分关键节点上，对“非传统家庭”设置较高成本。报道中提到的住房、继承、税务与法律身份问题，绝非抽象概念，而会直接影响个体对“是否生育”“如何生育”的判断。但对于无辜的孩子本身，如果自身在文化与制度上都处于相对边缘状态，这又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和谐。正如很多社会调查与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往往在社会价值与经济上面临诸多困境，这类区分政策的直接承受者，正是最为弱势的单亲母亲与孩子。
官方可能担心，若完全取消婚内与婚外生育的差别，是否会削弱传统婚姻价值观？这是真实且合理的顾虑。但问题或许不在于“要不要区分”，而在于区分的对象是否放对位置。从伦理角度看，婚姻是成人间的承诺；孩子并非价值选择的承担者。当制度性差异最终由孩子与主要照护者——单亲妈妈——来支付成本时，这种区分的正当性就值得重新检讨。换言之，社会若要鼓励婚姻，应当把激励放在成人选择上，而不是通过增加单亲家庭的制度摩擦来反向示范。
如婚外生育补贴比照婚内，会否变相鼓励女性不婚生育？其实，即便在北欧福利国家，不婚生育在生理、心理、经济、社会风险上都显著高于婚内生育，绝非是“更优选”，而只是“可承受的选择”。因此，只有当补贴足以使不婚生育成为更优选时，才构成鼓励。真正须要规范的，是逃避责任的成人（既不承担伴侣与父母责任，却将养育成本推卸给他人及国家者）与制度套利者（代孕套利、规避抚养义务），因此应通过程序审查、责任追究与法律约束防范，来完善生育制度，而非惩罚已承担责任者（主要是母亲）与孩子。尤其对被迫单亲（如家暴、父责缺席）应给予保护。也即：政府应支持真正承担养育责任者，而非单纯奖励某种家庭形式。
因此，很多国家都致力于更全面考虑单亲家庭的实际困难，赋予一定程度上获得健全家庭的同等地位。像欧盟各国就在调整各种社会政策，因应单亲家庭增长的趋势。即便是日本这样传统上极为保守的社会，也在尽力维持婚姻价值的同时，逐步改善单亲家庭的法律与福利地位。
这些国家并非全然放弃鼓励传统婚姻制度，而是认识到：在出现严重人口危机之时，保障每个孩童的身心健全发展，是推动国家稳定的核心诉求，因此它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种调整背后的动机是：未婚生子已非个人问题，处理失当会带来社会的潜在风险。因为单亲家庭与孩童所遭遇到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会在稳定社会结构中造成割裂的罅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以“责任与惩罚”为核心的制度逻辑，转向以“支持与保障”为核心的制度逻辑，通过强化对单亲弱势家庭的扶持，来实现对儿童的长期承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框架本身，也就随之发生转变。
单亲妈妈比双亲妈妈更容易经历经济困难、生活不稳定，以及焦虑、抑郁等心理压力。这些处境难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增加青少年出现情绪困扰与行为问题的风险。因此，仅从社会长期稳定与代际福祉来看，我们也有理由正视此一现实。承认家庭形态的多样性，并不等于放弃规范；相反，我们可以在逐步弱化婚姻状态在子女权益中的决定性角色的同时，继续坚持对家庭责任的规范要求。
去年10月21日，《联合早报·交流站》曾刊登叶艾慧的《单亲妈妈的困境期待被看见》，其中写道：“一群被忽略太久的母亲的声音，值得被听见。”2021年7月，前总统哈莉玛女士也在脸书指出：“单亲妈妈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从长远来看，帮助她们的同时，也是在帮助她们的下一代。”这番话不只是前总统同理心的表达，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公共提醒。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