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系统性丧失约束力与合法性。这种变化正以一种危险且易被误判的方式发生：秩序仍在，却不再被默认有效；规则仍被反复引用，却越来越难以约束现实行为。
特朗普在2026年一开始就对委内瑞拉动用武力，却刻意不用主权、国际法或多边授权来解释，而是描述为一次“安全执法行动”——这清楚地标记出一个时代的变化：国际秩序并未消失，但那个曾经负责维护规则的国家，已在关键时刻选择抛弃规则。
无论是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一次大战后的国际联盟秩序，还是冷战结构，都经历漫长的合法性流失与执行力磨损过程，才在某个被历史记住的节点正式终结。1914年、1939年与1989年这几个年份之所以被视为分水岭，并非因为秩序在那一年才开始瓦解，而是因为在那一年，世界终于停止假装旧秩序仍然可行。历史真正危险的阶段，从来不是秩序倒下的那一刻，而是秩序仍在，却已经不再被相信的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看，2026年前后的世界具有典型意义——与以往国际秩序进入衰退期时所呈现的结构特征高度一致：联合国仍在运作，国际法仍被援引，多边机制仍在召开会议，但与此同时，规则被选择性执行，制裁与战争并行，强权不断测试底线。合法性先于形式发生崩解，而执行力在合法性流失后迅速衰退。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新秩序已经确立的时代，而是一个旧秩序正在失去信仰，却尚未退出舞台的过渡期。
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美国依然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位置：美元结算体系、全球金融网络、军事投送能力以及庞大的盟友结构，仍然构成美国主导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基础。但这种主导地位正在发生性质变化。美国的领导力，不再是冷战后那种几乎无须解释的自动存在，而越来越依赖议题筛选、联盟协调与成本分摊。
中国带来的挑战，正是作用于这一层面。它并非通过正面替代来冲击美国，而是通过产业链重组、技术标准竞争、供应链安全与地缘布局，持续压缩美国的制度空间。这是一种低烈度、长周期的结构性消耗，使美国的主导地位变得昂贵、脆弱且难以维持。美国仍然站在中心，但这个中心已不再稳固。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暴露秩序磨损后的现实状态。这场战争并未像冷战时期那样，迅速固化为清晰阵营，也未能被既有规则有效制止。制裁、军事援助与外交斡旋并行，却无法恢复稳定，反而加速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能源市场重组、粮食安全外溢、军备逻辑回归。战争不再只是秩序失效的例外，而正在成为规则约束力下降后，各方重新测试边界的常态手段。
加沙与以色列的冲突，则对西方长期主导的道义叙事，构成更深层的侵蚀。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我定位，但在加沙问题上，国际法与人道原则的选择性适用，使这一叙事的普遍说服力遭遇严重削弱。对全球南方而言，这并非单一事件，而是规则秩序双重标准的又一次显性展示，后果并非情绪反弹，而是对制度合法性的持续折损。
欧洲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欧洲仍是自由价值与规则话语最坚定的维护者，在规范制定与道义表达上占据高地；另一方面，欧洲在军事能力、财政整合与统一对外行动上的现实约束，使它难以单独塑造结果。无论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长期消耗，还是在中东事务中的有限影响，欧洲更多是扮演秩序守护者，而非秩序设计者。“价值高地”与“能力短板”之间的错位，正在削弱欧洲在国际秩序重塑中的实际分量。
内向化削弱西方承担国际秩序基础
与此同时，一个被严重低估却影响深远的变化正在发生：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的外溢，正在反过来牵制它们参与世界政治的能力。社交媒体与自媒体平台，打破传统外交叙事的垄断，使情绪、身份与阴谋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境传播。算法放大分歧，削弱理性讨论，使国内政治持续极化，并直接侵蚀对外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极右翼势力的上升，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发生的结果。它们未必提供完整的国际秩序替代方案，却通过选举与舆论持续牵制主流政府，使后者在对外事务上趋于内向与短视。对越来越多选民而言，移民、通货膨胀与文化焦虑远比远方战争更具现实感。这种内向化趋势，削弱西方国家长期承担国际秩序成本的政治基础，也使它们在全球事务中，更倾向于被动反应，而非主动塑形。
正是在这种多重约束之下，全球南方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将站队视为外交目标，而是把不结盟转化为一种主动策略，在大国竞争之间进行多边议价，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贸易与外交立场上交换条件，争取最大政策空间。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就能整体坐收渔利，毕竟内部差异与风险同样显著，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已经不再是被动变量，而是成为这个过渡阶段中不可忽视的定价者。
因此，站在2026年的门口，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会不会进入新冷战，也不是哪一方将最终取代另一方，而是如何在秩序持续磨损的现实中，重新理解政治。规则仍在，却不再自动生效；强权依旧，却必须反复谈判；价值持续被宣示，却需要能力背书；当美国对外决策越来越须要向选民、算法与情绪负责，结果并非立场改变，而是决策逻辑本身发生位移：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被切割为选举周期内的拨款安排；对加沙的外交表态，被社交平台的情绪传播节奏牵引；对华政策则被拆解为一系列可被单独动员与传播的技术性议题。对外政策由此失去整体战略框架，更像一组为国内政治不断“重写说明书”的临时组合。
2026年的世界，并不是既有秩序已经终结，而是不再自动生效。在这样的环境中，关键不在于站在哪一边，而在于是否仍能进入谈判、影响规则、承担并分配成本。世界正在从阵营政治，转向议价政治。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