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27岁的张文在台北车站和中山车站投掷烟雾弹，并持长刀随机袭击路人，在警方围捕过程中坠楼身亡，共造成四人死亡，11人受伤。57岁的余家昶为制止张文袭击，挺身而出，却不幸重伤，送医抢救不治。在同一场悲剧中，两名男子倒下，却留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一个被千夫所指；一个被视为大爱之子，入祀桃园忠烈祠。
事后，两名当事人的遭遇也让“家庭教育”再次成为台湾舆论的焦点。张文的父母在镜头前下跪道歉，怀着深切歉意向社会表达负罪感；余家昶的母亲则恳请社会不要责怪张文的父母。随之而来的网络舆论，热烈讨论家庭教育与个人责任的关系。
报道提到，张文的母亲曾汇钱给他，有人认为这是溺爱或纵容，甚至质疑这些钱可能成为他购置武器的资金来源；也有人认为这些钱不足以支撑孩子的生活，仅是母亲在孩子离家后表达关爱的一种方式。这种争议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当悲剧发生后，面对孩子犯错的事实，这份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
我读过岸见一郎与古贺史健的《被讨厌的勇气》。书中提出“课题分离”的概念：明确界限，让责任归属清楚——个人的选择由个人负责，他人的情感属于他人的范畴。在这起事件中，即便张文的父母在他成长阶段管教严格，但在他成年后性格叛逆、与家庭疏远两年多的情况下，已无法控制他的选择。父母能做的，似乎也只是无力地等候他浪子回头的那一天。
相对地，余家昶的母亲虽深爱自己的儿子，但也无法制止儿子挺身救人。
她尊重儿子的决定，甚至以他的英勇行为为荣。在心痛之余，她仍呼吁社会不要责怪张文的父母，并将捐款回捐台北市政府帮助他人，她的做法让我们看到善意的延续。她的态度也体现对成年孩子选择与责任的尊重。
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一个孩子的好坏，不能完全归咎于家庭。成年人的行为，无论善恶，最终都属于他们自己的责任。家庭是支持个人的环境，但不是全部因果。在小学阶段，父母仍有较大的引导空间，可以通过生活习惯、价值观、责任感与同理心的培养，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但步入中学以后，权力与影响力开始转移，同侪关系、人际认同、网络环境、社会挫折，往往比父母的角色更有影响力。
教育不再是“说了就能听”，更多的是靠健康的亲子关系来维系。因此，孩子是否愿意回头求助，决定了父母能否继续发挥影响。若关系早已疏离，即使苦口婆心、用力挽留，也难以触及孩子的内心。据我的教学经验，小学阶段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教导，但中学以后，更多依赖亲子关系的健康维系。孩子是否主动寻求父母帮助，会决定家庭教育能否延续并发挥作用。
事件发生后，不少民众前往台北车站悼念献花。在大片花海中，意外出现张文哥哥的亲笔信，向余家昶的家人表达歉意。信中写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走出家庭后，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社会挫折——求学霸凌、军旅压力或生活不幸。不同个体面对相同压力的方式各异：有些人将挫折视为成长养分，有些人却难以承受，可能走向越轨行为。在信中，他似乎将自己的弟弟归为后者。
把悲剧完全归咎于家庭，既无法还原事实，也难以防范未来类似事件。这起事件令人心碎，也难免让社会再次质问家庭教育的责任。然而，当我们冷静回望，会发现成年孩子是否受教，早已超出父母可控制的范围。责任归属须分明，而理解与善意，或许才是避免悲剧重演的关键。养育之道，父母尽力而为；人生之路，孩子终须自己去体会、去书写。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