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朋友调侃是“书店疯子”的中国书评人方绪晓，在电商与网络直播卖书当道的时代，“不合时宜”地出了本只在实体书店销售的新书《书店日历2026》，书中用插画、对谈等形式记录了中国多地风格各异的独立书店。
方绪晓做过书店店员，也当过出版社高管，常年游历中国各地书店。他告诉《联合早报》，希望这本书是“书店独有的”，因为独立书店经营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如果出版界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提供给书店，那我觉得书店又有了新的活路”。
官方数据显示，1129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仅剩下14%。数量占比仅1.5%的国有新华书店系统，拿走实体书店中逾三成销售额。民营的独立书店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卖书难赚钱早已是各国书店业“同此凉热”的无奈现实，不过中国多地的独立书店数量依然在过去几年逆势增长，还出现一股主理人书店风潮。
这些始于创办人个人志趣的独立书店，不止于卖书、咖啡和文创产品，其中一些书店更注重打造公共生活空间，组织各类讨论社会议题的活动，尤其在冠病疫情封控期间为渴望面对面交流的中国民众提供了场域，成为城市精神地标。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不少这类书店又纷纷走向关门歇业的结局。
方绪晓认为，很多独立书店主理人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或文艺青年，“脑子一热就开了”，但房租上涨、经济放缓、消费降级等各种原因，都会对书店经营造成冲击。
主理人个人风格鲜明 独立书店来到“3.0时代”
去年6月结业的成都野梨树书店主理人朱彦，受访时除了提及经济大环境导致生意变差，也指书店活动受到监管限制，行业氛围发生巨大变化，“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心灰意冷”。
中国从疫情封控逐步走向放开的2022年，野梨树等多家独立书店在四川省会成都市密集开业。常居成都的时评人张丰当时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撰文判断，中国书店行业正发生巨变，“以主理人个人风格带动的小型社群为基础，书店迎来了3.0时代”。
中国民营独立书店已历经30多年发展，1990年代开业的北京万圣书园和上海季风书园，属于第一代独立书店。方绪晓回忆：“那时候还没有独立书店概念，书店里只有书，没有别的。”
许知远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本世纪初创办的连锁书店“单向街”，则被方绪晓视为第二代独立书店。“独立书店开始叫独立书店，就是大概从以单向街为代表的文艺书店开始的。”
此后，常常在商场打造“最美书店”网红打卡地点的言几又、钟书阁等连锁书店品牌，也在资本助推下崛起。不过，一度在中国开出逾50家门店的言几又，在疫情中遭遇资金链断裂，如今已几乎全数关门。
言几又溃败的同一时间段，第三代独立书店开始异军突起。方绪晓说：“书店变得越来越以个人嗜好或兴趣为依托，带有很强主理人或店主属性的书店越来越普遍。”
二线城市一度迎来 小书店“文艺复兴”
成都一苇书坊主理人王俊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今天的书店不再单纯卖书，而是“一个输出内容的文化空间”。“成都有做科幻主题的书店，还有一些偏文学向的，有女性主义的书店，二手书店也有，当然最多的独立书店可能是人文社科类的。”
张丰曾对比道：“言几又书店的店长是面目模糊的打工人，而独立书店主理人则具备高度个性。他们不避讳自己有审美偏好，会拒绝一些书、作者和读者进入自己的空间。”
他以王俊举例：“我知道好几位书店主理人，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心灵鸡汤、成功学书籍，他们会感受到冒犯——他们具备否定性，而这正是独立书店的灵魂。”
王俊从2019年10月开始，在成都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玉林街区经营一苇书坊。这家人文社科主题的独立书店，经常举办各类沙龙与读书会，讨论话题涵盖哲学、历史、艺术和人类学等多个面向，也关心社会话题。
一苇书坊开业后不久便撞上冠病疫情，却意外成为书店做活动的契机。王俊说，2020年夏天至2022年冬天，一苇书坊每年举办了100场左右的线下活动，多的时候每周就有两到三场。
王俊回忆，疫情期间，书店未如餐厅、酒吧等被列入管控行业门类，“有这样一个空子”。他并不觉得那时到店的客人对文化活动有多热衷，“那个时期大家可能更迫切希望有一个线下面对面交流的空间存在”。
朱彦的野梨树书店在2022年6月开业，此后的三年间也做了上千场活动，去年6月宣告“光荣结业”。
他在结业公告中写道，书店开业时成都还在封控中，“还记得书店群里大家互助的情形，向陌生人分享布洛芬、退烧药，帮忙采购食物，上门喂养宠物，收留流落街头无法返家的陌生人，人们在无望中彼此鼓励互相支撑。”
以一苇书坊和野梨树为代表，成都独立书店所营造的公共生活图景，在冠病疫情后一度成为引起全国关注的文化现象，相关报道不断见诸中国多个以中产为主要受众的媒体。成都官方近年也频繁宣传称，当地拥有逾3500家实体书店，数量为中国之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2024年曾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分析，成都历来有茶馆文化，注重公共生活，如今年轻人不去茶馆去书店。“每天晚上聊天，各种话题都聊......成都到目前为止管得不严，反正你们这帮人也就是聊聊而已，所以他们（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放度，甚至比北京上海还更大。”
疫情后经济下行 书店经营变困难
方绪晓则观察到，不仅是成都，重庆、杭州等中国二线城市近年都呈现出丰富的独立书店生态，出现“小书店的文艺复兴”，因为“大家被（疫情）困了三年后真的想出来干事了”；小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独立书店崛起，成因包括“大城市年轻人回到家乡，就会把相对成熟的理念带到地方，引领地方文化风潮”。
但这波以成都为高地的独立书店潮，在疫后很快迎来挑战。王俊透露，一苇书坊在疫情期间的盈亏还能持平，2023年却开始变差。“整体经济在下行，到书店消费的群体普遍偏年轻化，年轻人就业状况很差，会减少这种非刚性的消费。”
去年下半年，王俊朋友的策划公司将一苇书坊改造成展厅和咖啡馆，“也会做一些活动，但是书的比例就会降低”。他指书店各有各的难处，“都是在死扛，只是看谁扛得久”，坦言自己开书店已“开到负债”：“原来的模式我已经严重亏损两年了，实在扛不住了。”
朱彦也提到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和现实的开支成本考量，同时指行业所受到的监管限制，“能做的东西越来越少”，也是他决定关店的重要原因。
业者： 一段好时光应该是结束了
例如，成都去年5月的一个年度独立书店市集，在活动当天被临时通知取消，而野梨树书店已为此筹备多日。朱彦说：“这么多的准备都付之流水，就蛮挫败信心的。”
2023年入局独立书店、成为成都有杏书店主理人的张丰，去年9月曾发文细数，多家成都独立书店陆续关门，包括野梨树书店、长野书局、弋鸟书店和果皮书店等，并作出“成都文艺灭亡”和“成都独立书店的一段好时光应该是结束了”的判断。
一语成戳，张丰在去年10月底突然对外宣布，有杏书店因“不可抗力”即将关门，导火索是一直以来主办的各种讨论公共议题的讲座活动，引起外界关注。当地一度传出，媒体对书店关闭消息的报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几天后，张丰又发文“谢谢大家”，称书店可以继续开下去，“大家的爱最终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影响”。
方绪晓认为，成都独立书店的短暂繁荣是正常现象，开书店的人多少有些理想主义，而让书店活下去则是一个难题；中国许多小型独立书店都会经历陆陆续续的开与关，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
他说：“哪怕多少人劝别人不要开书店，甚至店主出来现身说法不要开书店，但永远有人趋之若鹜开书店。”
城市趋同乏味化 ?书店展现在地独特性
从为背包客提供住宿的广州“1200bookshop”，到餐厅书馆融为一体的成都“屋顶上的樱园”，中国书评人方绪晓近年寻访中国各地书店，在去年底出版的新书中，用插画形式记录了中国73家不同风格的独立书店。
方绪晓说，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乏味，“越来越一个样”，但千差万别的在地化书店，可以呈现出不同城市的独特性。“我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每个城市都有琳琅满目的书店。”
成都一苇书坊主理人王俊则希望外界不要赋予书店太多价值和意义，也不要戴太多的光环，“做书店的门槛现在已经跟做咖啡馆差不多了”，公共空间的载体有很多，不一定是书店，也可能是画廊、美术馆、茶馆或是酒吧。
他说：“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一个城市给他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生存环境，比给他一些好的文化空间要好太多，更实在一些吧。”
中国人海外开书店? 盼推动交流与移民融入
东京单向街书店上星期天（12月28日）结束了2025年的最后一场活动，由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項飚谈“中文思考与国际交流”，吸引不少当地华人到场参加。
来自中国的单向街书店2023年初在日本东京闹区银座落脚。这一年，有四家中文书店在东京开业。
单向街书店创始人许知远2024年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疫情过后，东京银座刚好出现一个合适的地点，他与合伙人头脑发热开了书店，有点盲目冲动。
许知远说，当全球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很不正常的时候，他想证明，其实很多中国人拥戴全球化、追求多元价值，也希望认识不同地方与社会，而书店正好扮演思想交流的空间。
东京单向街书店主理人向蕾蕾去年12月受访时也说，书店不能做成纯中国人的群体，“所以我们有很多日语的活动，中国人在日本生活也要融入日本社会，要让更多日本人了解怎么跟中国人相处，这种互相了解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去年，又有一家名为“飞地”的独立书店在东京开业。飞地2022年创立于台北，创办人是出身中国大陆的张洁平。过去三年间，这家书店的版图已先后扩展至泰国清迈和荷兰海牙。
飞地去年获得了台湾民间单位鼓励独立书店的“树梅独书奖”。张洁平在独书奖的入围视频中说：“探索异乡人跟本地的关系，是飞地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她解释，在任何国家，移民太过强调原生文化，就比较难被本地人接纳。“但是当你有一个显形的空间出现在这里的时候，这些移民会有更自在的感觉，就好像一片汪洋大海里出现一个码头。魅力就在于它是双向的，不只是外地人一个可以回到的地方，也是本地人可以出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