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防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再度以“历史领土”为框架发言，警告若乌克兰拒绝进入“实质谈判”，俄罗斯将以军事方式收回所谓的历史领土。这并非首次出现的措辞，自2014年以来，“历史正义”“文明空间”“历史边界”等叙事，反复被用来为俄罗斯的武力行动寻求道德与政治正当性。
问题在于，一旦“曾经属于我们”可以被视为有效的领土主张，战后国际秩序所倚赖的边界稳定原则将荡然无存。国际法之所以对“历史领土”保持高度戒心，原因并不复杂：历史太长、太重叠、太容易被选择性裁剪，所以不能成为划定边界的合法工具。
“历史领土”的核心缺陷，在于它没有可被各方接受的时间切点。以克里米亚为例：若以“曾经属于谁”作为今日领土依据，究竟应该追溯到希腊殖民城邦、金帐汗国、奥斯曼帝国，还是俄罗斯帝国或苏联时期？历史越往前推，曾经统治过的政权就越多，可被援引为“曾经拥有”证据的国家与叙事越繁复，也就越不可能找到被普遍接受的“起算点”。
国际法刻意排除“历史”为划界工具
若俄罗斯可以依赖“曾经属于我们”来主张“今天理应如此”，土耳其是否可以据奥斯曼旧疆界行使权利？蒙古是否也能以金帐汗国的范围提出主张？照此逻辑，意大利甚至可以以罗马帝国为参照。只要一国能如此援引，所有国家都能如此援引，国际边界将陷入无限倒带。
正因如此，二战后的国际法刻意将“历史”排除在划界工具之外。这并非否认历史的重要，而是在维护两项国际秩序基石：边界稳定原则，以及“不得以武力取得领土”的禁令。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禁止以武力侵害他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随后的国际实践也一再确认：武力占领不能自动转化为主权。即使占领伴随着行政整合、人口动员或宣称存在某种“公投”程序，只要含有武力威胁或以侵略改变现状，就不具合法性。其次，在去殖民化与国家解体等高风险转型中，优先维持现有行政边界以避免无限冲突的原则，在拉丁美洲与非洲去殖民化时的边界处理中被制度化，后来在苏联与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多起争端中也被反复引用。目的是承认在多族群、多层次历史叠合的地区，追求“完美”边界往往意味着打开全面冲突的闸门。
有人指出，许多现代边界本来就是殖民与强权的产物，源头不合法也不合理。这个观点没有错，但国际法的取舍是“不完美的稳定”，而不是“以战争重作设计”。因为一旦允许以武力或威胁武力重划国界，任何自认受委屈的一方，都会被鼓励用军事手段“校正”历史，而任何由武力取得的成果，也注定难以获得持久承认。
不过，若不以历史修正不公，是否等于把殖民边界永远合法化？人民自决是否提供超越既有边界的正当性？这些问题不能被一句“边界稳定优先”就草率带过。
日本曾为侵略包装中国东北
当然，边界可以被改变，国际法并非永远冻结现状；只是改变必须以和平方式完成——透过条约协商、仲裁或司法裁决、在无胁迫情况下的政治安排，而不是透过入侵、占领或者以战逼谈。至于自决，国际实践确实承认人民在特定脉络下的政治选择权，但自决并不等于允许外部以武力介入，也不等于任何领土都可在枪口下被“重新选择”。一旦把自决与军事威胁相绑定，它就不再是权利，而是强权的工具。
因此，国际法拒绝把历史作为领土主张的核心依据，并不是因为历史不重要，而是因为历史永远有多个版本；它无法提供清晰、稳定、可普遍承认的边界，也无法防止冲突。相反地，它常常是冲突最容易被点燃的燃料。
二战前的日本曾以历史与考古论证，包装出所谓的“满蒙特殊地位”，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史中抽离，塑造成为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今日回看，这套论述荒谬且危险。但在当时，它却提供日本侵略中国的论述资源。
今天，若普京式的“历史领土论”被默许，世界便等于回到一种更古老的逻辑：帝国可以用“叙事”与“火力”同步修正地图。战后秩序要切断的，正是这个链条：不允许被操弄的过去，成为破坏他国领土完整的正当理由。现代国际秩序的核心，不是“谁曾经先来过”，而是“谁都不能再用武力重来一次”。
普京的“历史领土论”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触犯战后体系最根本的规则：历史本身不能构成主权；武力不能创造合法领土；边界需要的是稳定与可预期，而不是被强权以战争与叙事任意重写。
今日国际秩序依赖的，是既有边界、条约效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而不是千年前的传说或帝国旧梦。若以历史决定边界，所有国家终将失去边界；当历史被当成武器时，被挑战的就不只是乌克兰，而是避免战后整个世界滑回“以战定界”的那道最后堤防。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