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玲子传媒出版社公布2025年畅销书排行榜，前三甲皆为文学读物，并且清一色与教育部合作、与课程高度相关。更令人意外的是，排行第二与第三的书，竟是2012年出版、当年中二高级华文课本的同步阅读文章，还附有当年学校教师所设计的延伸活动。这一现象固然体现教育部品牌与课程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却也无可回避地折射出本地校园华文阅读生态的深层隐忧。
表面看来，这是华文书的畅销佳绩，但若深入观察，不难发现，这更像是一份“课程指定阅读的延伸销售榜”。这些书之所以畅销，并非完全源于读者的主动选择，而是因长期被纳入课堂教学、评估与补充教材体系，成为学生“必须阅读”的对象。当一本13年前的课本同步读物，至今仍能稳居畅销榜前列，说明的恐怕不是作品的恒久魅力，而是新作品、新题材、新声音在华文阅读市场中难以进入主流视野。
首先，必须正视的是考试导向对华文阅读的深刻影响。在高风险评估制度下，教师与家长自然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文本——语言规范、主题明确、符合考纲要求。阅读因此被工具化，成为训练理解与应试能力的手段，而非引导学生认识世界、理解自我、发展审美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对华文阅读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功课”与“负担”，而非兴趣与享受。
其次，教师在选书上的局限，也是现实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许多华文教师并非不愿尝试新书，而是面对教学进度、课程目标、行政事务与评估压力的多重挤压，选择已有配套、熟悉的文本，往往是最稳妥，也最省力的做法。这种基于现实的选择，却在无形中加剧阅读内容的重复与单一，使华文阅读长期停留在“安全区”内，难以形成流动与更新。
与此同时，出版与创作生态也在这种结构中逐渐被动适应。出版社为了生存与销量，更倾向于开发课程配套型读物；作家为了进入校园与市场，也可能调整创作方向，以贴近教学需求。长此以往，真正面向当代生活、题材多元、形式创新的作品，反而难以被系统性地看见，华文阅读逐渐失去时代气息。
华文书店是阅读风气“策展人”
在此基础上，华文书店的角色往往被忽略，却同样关键。实体与线上华文书店不仅是销售场所，更是阅读风气的“策展人”。若书店的陈列长期围绕课本读物与应试参考书，读者的选择自然受限。反之，若书店主动引入不同地区、不同体裁、不同难度层次的华文书籍，并通过作者讲座、主题书展、亲子阅读活动与读书会，便能成为连接出版、创作与读者的重要节点，为华文阅读创造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要真正松动现有结构，教师的角色转变仍是关键。首先，华文教师或许可以从“替学生选书”逐步转向“引导学生选书”。在指定文本之外，保留一定的自由阅读空间；以主题式阅读取代单一本书的深度剖析；强调阅读感受与思考过程，而非标准化答案。哪怕只是课堂中的一小段自由阅读时间，也可能成为学生通往更广阔阅读世界的起点。
家长同样须要从“成绩焦虑”走向“阅读陪伴”。当家中的华文书不再只限于课本与练习册，当阅读成为亲子之间的交流活动，而非功课检查，孩子对华文的情感联结才可能真正建立。
出版社若希望摆脱对课程市场的高度依赖，也须重新思考自身定位。除了开发教材型读物，更应尝试以读者兴趣为导向，策划分龄书系、主题读物与跨媒体内容，并与书店、学校及社区合作，扩大作品的社会触达面。出版若能与阅读文化同步经营，市场才不至于过度集中于少数指定文本。
对作家而言，真正的突破在于书写“真实而当下”的华文，而非“可考试的华文”。当作品能够回应青少年在双语环境、数码生活与身份认同中的真实经验，学生才会在书中看见自己，阅读也才会从任务转为需求。
此外，社区组织与公共图书馆也应持续打造“去考试化”的华文阅读空间。通过主题阅读活动、社区书单、跨代共读计划，让华文阅读重新回到公共生活，而非只存在于课堂与考卷之间。
值得进一步重视的，还有华文补习中心的潜在角色。在现实中，补习中心已是许多学生接触华文的重要场域。若能在应试训练之外，引入非考试文本，结合阅读讨论、写作延伸与口头表达训练，不仅不会削弱成绩，反而有助于提升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补习中心若愿意从“刷题工厂”转型为“语言能力培养空间”，将能在现有教育结构中，为阅读多元化打开一扇现实可行的窗口。
归根究底，畅销榜上的“旧书热”，不应被简单视为华文阅读的成功，而应被视为一种提醒。真正健康的华文阅读生态，应当同时容纳课程文本与自由阅读、经典与新作、规范与实验。当教师愿意多放手一点，家长多陪伴一点，出版社与书店多策划一点，作家多冒险一点，社区与补习中心多创造一点空间，华文阅读才可能从“被指定”走向“被选择”。
阅读的未来，不在于哪一本书获选为课程教材，而在于学生是否愿意在离开课室之后，仍然主动打开一本华文书。
这，才是新加坡华文阅读真正的希望所在。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