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俄围绕乌克兰停火框架展开低频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寻求缓和欧中关系；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2025》（NSS-2025）则将西半球设为美国战略重心，并定2027年为北约欧洲化最后期限。早前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将中国界定为平起平坐的对手（peer rival），象征中国已具备冷战时期苏联般的结构性竞争能力，标志世界体系正向以中美两强争霸为核心的新形态演变。
这些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密集发生，显示冷战结束以来罕见的结构性松动：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正在重构，中美大国竞争加速成为国际体系核心张力；美国在财政与政治压力下推进战略收缩；欧洲因俄乌战争加速重新武装并追求战略自主；中俄朝伊地缘协同持续增强。多重力量汇流，使多极秩序轮廓逐渐清晰。
美国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战略重塑。华盛顿从二战结束以来的全面领导世界，转向以西半球为核心的“选择性介入”。这种以美洲为中心、兼顾第一岛链的新门罗主义，并非孤立主义：美国既未削减全球部署，也未放弃同盟体系，而是以“灵活现实主义”重塑秩序——减少自身承担、强化盟友义务、转移安全成本，同时确保关键战略区域仍受美国主导。
NSS-2025的亚太章节最能体现这一转向：敦促第一岛链盟友开放港口与设施、提升军费、强化威慑，同时承诺“加固并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并在台湾与澳大利亚政策上维持坚定且明确的防务要求。这些信号表明，美国是在以更低成本追求更强的地区控制力。
意识形态退场 权力回归冷峻现实主义
换言之，NSS-2025强调实力、利益与地缘关键点在秩序建构中的核心作用，而非以价值观为首要驱动。这种意识形态退场、权力结构回归的冷峻现实主义，是文件之核心。
类似逻辑贯穿欧洲部分。NSS-2025罕见使用“文明湮灭”（civilizational erasure）一词，指出欧洲面临深层危机：移民冲击导致政治撕裂、人口老龄化、文化焦虑与经济停滞。
文件强调“欧洲对美国战略与文化仍至关重要”，同时重申必须防止任何对手支配欧洲。美国的战略回应不再为其安全兜底，而是通过北约“欧洲化”和推动重新武装，促使欧洲承担文明延续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从依赖安全保障防止欧洲左转，到敦促欧洲安全自立，美国战略逻辑已根本变化。它的后果显而易见——欧洲“极化”加速：军事实力雄厚、工业基础稳固、战略主体性增强的欧洲，正在快速成形，成为多极世界愈发独立的一极。这并非华盛顿原始设计，却可能成为“美国优先”战略最深远的副产品。
今日欧洲心态带有强烈历史回声。一战前，欧洲精英担忧文明衰败，害怕被美俄边缘化；二战后通过经济政治一体化缓解危机。但进入2020年代，乌克兰战争、能源安全、对美国结构性依赖，以及军力与现实需求差距，都迫使欧洲重新思考战略定位。
美国在防务分担上的强硬态度，使乌战成为欧洲战略觉醒的催化剂。欧洲深刻认识到，无硬实力支撑的经济强国不过是泥足巨人；要确保21世纪仍为欧美世纪，单靠软实力与后现代理念远远不够。
美国对试图摆脱跨大西洋框架的欧洲始终充满戒心。早在1992年初，国防部秘密制订的《国防计划指针》就将欧洲视为潜在的全球大国，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历史学家奥布赖恩指出，在特朗普政府眼中，欧洲对美国威胁甚至超过俄罗斯或中国，凸显华盛顿对欧洲潜在独立性的深度担忧。但这种威胁属于远虑而非近忧，因此美国仍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对今日欧洲而言，即便在秉持民主和平理念的欧美关系中，和平也必须依赖双方硬实力的均衡。
中国的发展逻辑则完全不同。作为超大经济体，中国“半边缘”发展天然带有对外扩张性，但主要限于经济层面。中国不追求领土扩张，全球经济活动主要基于对资源与市场的刚性需求。幅员辽阔的中国可通过统一国内市场、缩小地区与贫富差距、强化内需实现国家富强，无须诉诸帝国扩张。
外界所谓中国“帝国躁动”，本质源于现代化内部压力，而非扩张冲动。面对远超自身的外部遏制，中国倾向“内向”，通过内部治理与对外和解实现稳定。历史亦证实：毛泽东时代“红卫兵外交”虽短暂激烈，但迅速回归务实；今日“战狼外交”亦属阶段性现象，终将让位于理性。
因此，中国本质上是“安内优先”的新兴大国，需要稳定、开放、无冲突干扰的国际环境。这与欧洲追求安全、稳定与秩序高度契合。中欧不存在根本地缘矛盾，具天然战略互补性；在意识形态褪色背景下，以推动世界多极化为导向的战略合作日益成为可能。
乌战是中欧战略合作现实突破口
乌克兰战争正是当前中欧最现实、最具可操作性的战略合作入口。它的基础非道德判断，而是结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放大欧洲安全真空；战争久拖不决削弱欧洲经济与社会韧性；俄罗斯在和战之间摇摆，全球经济难承受欧洲战火延宕。
NSS-2025信号明确：美国一方面下调俄罗斯威胁等级，撤除“直接威胁”定性，并主张恢复与莫斯科战略稳定与军控对话；另一方面，将中国界定为“平起平坐的对手”，把“长期压制中国”置于战略核心。这鲜明的优先排序表明：华盛顿急于从乌克兰战场脱身，集中力量投入印太。
在此格局下，中国若以中立者身份推动停火，不仅切合欧洲迫切需求，还将使欧洲战略上重新界定中国——视它为和平力量，而非威胁，显著削弱美国推动反中动员的正当性，为中欧关系重塑提供窗口。
中国处于独特调停位置：既可成为欧洲信赖的合作方，又与俄保持沟通。如提出兼顾欧洲安全与俄罗斯核心关切的停火框架，中欧合作将迎来突破。可行起点：战线大体恢复至2022年开战前控制线，由国际机制监督；争议领土暂行搁置，留待长期谈判解决；乌克兰安全纳入多方议程；欧洲主导谈判，中国严守中立，不提供战争能力。
鉴于俄罗斯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调停上握有杠杆，一旦成功，作为和平缔造者将在欧洲赢得实质尊重与战略信任，在欧洲视野中的定位将根本改善。欧洲也难再轻易卷入美国反中动员；中欧合作有望从乌克兰议题延伸至制度化层面，成为多极化秩序重要支点。
迈向多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尽管美国战略收缩已成结构趋势，大多数国家仍希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放市场、规则约束、国际法治——不致崩解。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是由中美欧日及若干区域力量共同维持的多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新秩序保持开放，不再依赖单一霸权；维持多边制度合作，同时允许多个力量中心并存；强国彼此制衡中，全球南方议价能力上升，中国将在塑造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NIEO）中发挥关键作用。
实现真正公平合理的N-NIEO，至少需两大前提：欧洲完成军事现代化，成为全球战略稳定支柱；中国完成国内市场整合与产业升级，成为全球经济稳定支柱。中欧合作目标非“硬制衡”美国，而是在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空间中，共同维护更可持续、包容的自由主义秩序。
2025年末，世界站在罕见结构拐点，在此关键时刻，中欧若以乌克兰停火为起点推动多极化与制度化合作，其影响可能决定未来20年国际格局。
对中国而言，这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恰是塑造国际格局的战略窗口。通过准确把握世界大势与建设性行动，中国可在全球政治重组中拓展战略空间——适当其时，机不可失。
对欧洲而言，这是摆脱美国依赖、走出“后现代困境”、迈向真正全球性大国的契机。
两大文明力量在稳定全球秩序与推动持久和平方面的联手，将为世界提供久违的国际公共产品。历史往往在关键时刻开启新可能。1972年尼克逊访华时引用毛泽东词句：“Seize the hour”。今日中欧合作，正处在必须“只争朝夕”的历史节点。
作者是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