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党对立最近陷入空前的宪政真空，后续影响重大。立法院11月14日三读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下称《财划法》）。行政院评估新法将导致中央举债从3000亿新台币增至5600亿新台币（约126亿新元至235亿新元），冲破《公债法》上限，行政院遂提请复议。然而，12月5日立法院否决复议案，依宪政规范，行政院长应接受决议，并呈请总统赖清德公布法律使之生效。依据《宪法》第37条，总统公布法律须经行政院长“副署”以示负责。岂料，行政院长卓荣泰于12月15日宣示拒绝副署。此举实质上把“责任政治机制”异化为“技术性阻断工具”，导致法律无法完成公布程序，全案因此陷入宪政真空。
面对宪政僵局，府、院、会三方策略迥异，凸显分裂政府下的治理危机。首先，赖清德采取战略性模糊策略，试图在国家元首与党主席双重角色间保持弹性。对外，他维持超然高度，于12月15日召集院际茶叙调解，虽遭立法院长韩国瑜婉拒，仍力求维持仲裁形象。对内，他默许行政院采取强硬路线。此举虽将战火限缩于院际之间，暂保回旋空间，却也埋下必须在维护体制与党派利益间艰难抉择的隐忧。
其次，掌握国会多数的蓝白阵营实行“程序强势”。在野党以民意授权为盾，采取迳付二读、停止讨论等正当程序，否决行政院方案，引发“缺乏实质审议”的争议。在立法者眼中，复议既遭否决，行政院便无权阻挠法律生效，故视“拒绝副署”为对国会权力的公然蔑视与违宪扩权。
最后，行政院祭出宪政自卫手段。卓荣泰于茶叙后随即宣布拒绝副署，主张当立法过程严重有瑕疵且侵害行政核心权限时，副署不应沦为橡皮图章。执政党更援引“法无明文禁止”，将此举定调为捍卫宪政秩序与财政永续的“必要之恶”。
民进党以“宪法无明文强制副署”为辩护，试图确立行动的合宪性。表面上是法条解释，实则是一种宪政硬招（Constitutional Hardball），即政治行动者利用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极限操作。虽然勉力维持了形式合法，却严重侵蚀维系民主运作的“制度自制”惯例。
近期舆论多以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拒签人事案作为类比，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苏子乔指出，直接类比忽略了修宪后阁揆不再经由立院同意、失去独立民意基础的根本差异。“副署”制度原初带有内阁制精神，旨在透过经国会认可的阁揆来制衡总统，但在改为总统直接任命后，行政院长实质上已成为总统的执行长。若院长反对法律，总统本可换人解决。如今却演变成“总统默许院长不副署”，以共同对抗国会，实则是将原本的责任连结机制，异化为复议失败后的第二道否决权。
这种将程序武器化的操作，虽然能换取短期战术胜利，却开创了危险的先例。一旦各方都学会遇到不顺利则将博弈推至制度极限，拒绝履行宪法义务，台湾宪政恐怕会陷入靠瘫痪体制来博取筹码的恶性循环。
然而，导致局势恶化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仲裁者的缺席，权力分立争议理应交由宪法法庭裁决，但是目前台湾宪法法庭正处于机能瘫痪状态。当最终裁决者缺席，政治部门便失去依靠司法裁决来平息争议的途径，只能回归原始的政治角力。行政院采取“不副署”的非常手段，客观上或许也因为缺乏实时的违宪审查压力，才有了操作空间。这种司法真空，不仅助长程序武器化，更诱使各方为了短期胜负，不惜利用制度空隙相互消耗。
高冲突治理的代价与出口
僵局之下，台湾政坛未来预计将面临三种高代价途径。一是全面对决，透过倒阁与解散国会重组权力，但可能会加剧社会撕裂；二是长期消耗，对峙双方以冻结预算与消极执行来互相卡关，导致政务瘫痪；三是重回协商，难度最高，唯有各方悬崖勒马、各退一步，才是化解双输困局的理性出路。
无论最终走向哪一种结局，回望整个《财划法》争议，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令民众忧心的图景。行政机关以技术性合法的手段，瘫痪了立法意志的实现；立法机关以多数决正当的理由，强推可能缺乏执行可行性的政策；司法机关则因制度设计缺陷被迫缺席。
宪政秩序的稳定，不能只靠法条文字的堆砌，更必须依赖于政治精英对权力边界的自制与尊重。当“赢”成为唯一的目标，规则沦为可以任意扭曲的工具时，人民失去的不只是某部法律的效力，更是对民主体制运作的信任感。
行政院或许能靠拒绝副署暂时挡下法案，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术，在宪政史上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痕。如何让这场高耗损的对抗安全着陆，不再只是法律问题，而是对台湾政治智慧的终极考验。
作者是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