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逐渐成为许多民主政体治理中的普遍现象。社群媒体推动下的数码民粹主义，也不断暴露出仇恨情绪对代议民主构成的侵蚀。过去，民主社会虽有政见差异，但仍维系着基本共识与制度信任；如今，情绪性动员取代政策讨论，选举成了仇恨宣泄的出口，政治对立愈发呈现敌我分明的态势。
台湾是典型之一。从200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逐渐从理性讨论转为制度对抗。选民支持某一政党往往并非基于理念认同，而是出于对另一政党的厌恶感。在“负面认同”主导的选举结构下，政策辩论被边缘化，情绪对立则被持续放大。尤其近年兴起的“罢免政治”，更让制度原本赋予民众监督权的设计，演变为政治报复的工具。
更严重的是，社群媒体加速这种情绪政治的扩散。政党操控网军操作舆论，将公共议题标签化、情绪化，营造出二元对立的政治生态，理性讨论空间被不断压缩。政治不再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辨，而是不断重复“我们对他们”的动员口号。
美国的情势更为激烈。长期以来，两大党的极化趋势早已根深蒂固，当身份政治被加入其中，政治裂痕进一步深化。族群、宗教、性别等本该超越党派之上的身份特征，反而被武器化，作为制造分裂的工具。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便是这种仇恨政治在现实中走向极端的缩影。当仇恨成为政治常态，暴力行为开始被合理化，民主制度根基也就随之动摇。
无论是台湾还是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背后都映射出经济结构的问题。台湾虽借助高科技业稳住出口表现，但内部长期面对服务业低薪、青年发展受限、产业空洞化等困境。高房价与低生育率的交织，更进一步削弱社会的信心与凝聚力。美国同样陷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构性难题，社会流动性停滞，中产阶级的焦虑不断积累。政治对立阻碍跨党合作，政策难以落实，经济改革受挫，民众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治敌人的仇恨，形成政治与经济困局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全球普遍的对抗氛围中，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显得颇具启示性。作为一个族群与宗教高度多元的国家，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便深知仇恨政治的危险，致力于在制度设计上建立防堵与疏导并行的机制。
首先，新加坡通过法律严格限制仇恨言论，禁止将种族或宗教议题作为政治动员手段，控管枪枝与毒品，防范极端主义滋生。其次，在社会层面，新加坡通过组屋政策确保不同族群混居，避免形成族群隔离的生活圈。配合宗教间的制度化对话平台，政府积极推动跨文化交流与理解，让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信任与合作。这种结构性的融合，使得社会更具韧性，面对外部冲突时不易被极端情绪撕裂。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防堵仇恨政治不能依赖事后修补，而应在制度建设之初便预设缓冲，透过法律、文化与社区机制，建立对抗分裂的防火墙。这不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是一种政治价值的选择：我们是否有能力在多元社会中维护基本信任？是否愿意构建一个能够容纳异见，并超越情绪对立的政治文化？
仇恨政治的形成，是长年治理失衡、社会信任流失与制度能量枯竭的结果。在全球日益分裂的趋势下，任何一次对极端言论的容忍，或对制度崩解的放任，都是对未来的妥协。新加坡“理性治理、共生社会”的路径，或许不完美，却提供一个值得借镜的方向。它提醒我们，唯有制度具备韧性、治理维持中立、文化鼓励包容，才能在多元社会中，守住共同生活的基础。
作者是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