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就已满城风雨。在中国大陆谱写票房神话的《给阿嬷的情书》，还不知会否、何时、以什么语言走进新加坡电影院，但相关讨论已经沸沸扬扬。
苦于无法现场观赏，只能在网上一睹为快。或许因为期待太高，也可能因为片中过番和侨批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看完并没有想象中的泪崩，但主题曲《月下煮茶》却多日来萦绕耳畔，挥之不去。
一句“身在何处少年家，繁花到底落谁家”，九曲回肠的乐曲中，潮州唱词呢喃着，拨动每个第一代移民的心弦。
作为一个已经不那么新的新移民，竟然也和很多潮汕人一样，在听到中国官媒把“阿嬷”读作“阿膜”时深感不适。事后才想起20多年前第一次将本地一位潮州长辈的号码存进手机时，明明是与今相反的奇异感觉：中文拼音明明是“a mo”，英文却放的是“ah mah”。
不禁感叹，几十年光景如何让事物从陌生到熟悉，形成新的记忆肌理。
繁花飘零的意境，难免不会联想到今已沾染政治色彩的“离散”一词。
大半个世纪前，离散华人的故事数不清、讲不完。片中年老的叶淑柔在飞机上向下望向曼谷，不敢相信年轻时要坐船一个多月的阻隔，如今只是几小时的距离。
全球化席卷着时代变迁，当年大批的移民潮虽已不复存在，但时空的拉近、社会的变革、世界的流动，又在地球不同城市注入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新的故事正在形成。
和早期移民贫苦中守望相助不同，如今的移民和所在环境的互动今非昔比，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些人有机地融入，有些则生活在小圈子的茧房。
当外来者的姿态不再是漂泊和谋生，而是资源的聚集和扩充，观感上的冲击，难免衍生出越发对立的情绪。一个土生土长新加坡人，如果在今天川湘菜馆林立、他乡口音此起彼伏的牛车水或武吉士，发出“我到底身在何处”的疑问，是不难理解的。
“身份认同”往往是如此沉重的课题。认的是什么，同的又是什么，一个人的“身份”究竟能有几个？“同”和“不同”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撕扯，如果时不时就须要校对，恐怕难免让内心摇摆且疲惫。
然而，当我们跳脱二元思维，不要专注在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以更开明的心态，承认个人乃至家族历史的每个段落，皆形塑今天的自我，同时也明白没有哪个单一段落定义自我的全部，一切似乎也不必那么痛苦纠结。
本月在“城市城事”文化论坛上，台湾建筑设计师姚仁喜用羊皮重写本（palimpsest）的概念阐述城市的演变。在纸张发明以前，古欧洲人在昂贵的羊皮卷上书写。若旧字不再需要，便擦除重写，但底层的字迹依稀可辨。“那些底层痕迹，便能成为设计的滋养，一种资源、一份灵感。”
这个比喻或许也可以用在个人历史的论述上。当激进的对立情绪让人非要争辩出个黑白，区分你我，羊皮重写本可以让每个人的视角更加多元，也更加包容。
今天很多涉及中国和大陆以外华人地区的讨论，常常一言不合就在坊间或网上擦枪走火，也正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以及新的身份认同之间，仿佛总要非此即彼，无法和谐共存。
想起历史学家王赓武日前在城市阅读节上的精辟见解，尤其是关于个人选择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区隔。在回答一个涉及台湾和大陆的敏感提问时，他指出，文化和身份认同是个人选择，国家民族层面的问题则要政治来解决。
说起华人这个概念，95岁高龄的王赓武言简意赅：就是从华人父母世世代代继承一套价值观，一种文化遗产。“这种连接是我们之间一种无形的勾连。我还没有意识到，它就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其实移民的举动，本身是生命的一次嫁接，与陌生的环境产生新的无形勾连。生活得越久，所在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传承，又何尝不是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个人的一部分，形成羊皮纸上新的痕迹，提供新的滋养？
近期在草根书室听飞地书店创办人张洁平的分享，主题是《一个移民的自我养成与海外华语文化/公共空间的涌现》。这位早年生长于大陆、数年前移居台湾的香港人说，是开放的香港养育了她。
作为移民，她希望做的是找到一个支点，“接住自己，也接住和自己一样的人”，为所在城市做贡献。“让所在地变得更丰富，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狭隘。”
每一个移民的故事都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是截然不同。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都绝非轻易的选择。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得到与失去，恐怕只有很多年后，甚至回首一生时才慢慢明白。
然而，人生从来不是得失的计算，而是过程中每个深刻连接的总和。就像电影里一样，最动人的还是微小却绵长的情与义，而每一个移民都在羊皮纸上书写着情书。
（作者是《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