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6月1日辞去官职的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在政府公告他因家庭原因请辞后，很沉重地道出了他心里的纠结：家里近几年越来越需要他，而家庭责任无法假手他人，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现状、调整生活重心，决定辞官。但他会继续担任淡滨尼集选区议员。
去年3月，许宝琨曾在国会里回答为何政府规定小贩须自己经营摊位，不得转租：这是为维护本地小贩文化，否则，可能会导致小贩中心逐渐变成类似食阁和咖啡店的商业模式，削弱了小贩文化的本质。
为守护小贩中心这人民食堂的价值，许宝琨阐明了摊位须由摊主亲力亲为、不能假手他人经营的规定；而今，他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庭，同感家庭责任不能假手他人；过去11年来，他已因官职和选区工作“一直缺席做丈夫、父亲及儿子的角色”。
新加坡高度重视公共服务、政治文化也讲究使命感，从政和当父母官绝不是件轻松事。小岛国必须不断精益求精求存形塑的高要求社会，同样让许多人轻松不起来。许宝琨“内心百感交集”地做出因家庭需要须辞官的决定，因而远不只是本地政坛人事的更替，而是也击中了许多夹心层的心事。
今天的夹心层，不只是上有年迈父母、下有还未独立的子女，中间还夹着高压工作与房贷，还要在数码化与人工智能等催生的经济与职场转型中自强自保。许宝琨的选择，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在新加坡已进入超老龄社会、却得更提起劲排除万难的高要求时代，有哪些事可以让我们放心交托给制度、科技和各种应运而生的代理？又有哪些责任，终究不能也不该外包？
随着国人的寿命延长，超老龄社会也意味着慢性病、失智症、各种长期照护的需求水涨船高。国家层面有活跃乐龄计划、逐增的社区日间照护中心、社区医疗设施，以及各种登门护理和家政服务，包括为癌症病人而设的家庭膳食预订服务。这些，都在帮助家庭把某些照护工作“假手他人”，但却是必要的安排与社会支持。而今单身人士和少子化家庭正在增加，我们的社会下来会更需要这些有助缓解照护者身心压力的代理服务。
一些情感需要与责任，却是无法假手的。尤其那份“我在”的陪伴与出席——老人小孩的渴望都一样，即使“在”也没做什么或须要做什么。然而许多中年夹心层真正的挣扎，是我能“在”多久，因为一堆事一堆会议等着，还有培训课程排着。
一些四五十岁的朋友，在开始对人生下半场做规划，因为个人时间与环境已经来到一个必须重新评估“限度”的阶段：职业投入的限度、个人对不同追求与责任孰重孰轻的限度。越会做这样的反思与选择，越不是逃离族，而是更好地厘清什么能或不能假手，然后做更好的生活重心分配。
一位老同学最近因病入院动手术，坐在轮椅上，才惊觉自己之前推着患病的老公就医时，满场飞和转弯的速度是会让他不舒服的。职场上须要不断培训，照护和基本的陪伴，也须要学习什么才是让亲人安全和舒适的做法。工作上的飞快不能照单切换到照料者的身份和环境来。
人工智能（AI）迅猛发展，让人对更多元更好的代劳工具有许多期待。AI科技公司描绘了一个可以把更多事情假手机器的未来：文书工作可以自动生成、数据分析可以自动完成、客服与家政也可以代理。理论上，这应当释放出更多时间，让人们可以回到家庭、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
现实是，许多白领工作者发现，AI让工作要求变更高更快了：既然有AI协助，报告要更详尽、分析要更全面、回复要更即时。AI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新星，却不一定让人有更多喘息，因为它可能让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更模糊。人在家里，包括在陪伴家人时得“顺手”完成手上的事。有人说，科技帮你腾出时间，但也让客户和公司更容易占用你的时间。
这正是教宗良十四世在最近发出的通谕中不断提醒的：不要让AI制造新型奴役。这种数码和科技奴役，是一种被系统、被算法、被效率逻辑牵着走的状态，人渐渐失去对时间、节奏和价值排序的主导权。
在这么一个由算法驱动的社会里，人的行为也被不断量化、预测、引导，甚至在职场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指标：多“有用”、多“高效”、多“值得栽培投资”。而照顾年迈父母、陪伴孩子，这些无法量化的付出，却很容易被视为影响工作表现的障碍。我们因而更要关注那些因制度和经济条件局限，不能轻易辞职或调整生活重心、在继续被各种现实拉扯的夹心层。
要避免AI变成新式奴役，成了新的压力来源，除了推动全社会学习怎么驾驭AI而不是被驾驭，还需要制度与文化上的调整。
一、工作文化必须真正尊重家庭责任。灵活工作安排应是职场必备选项，对于有照护家人责任的员工尤其应有更明确的支持政策与弹性安排。
二、公共政策要承认照护的价值。长期照护的支援计划，不论是经济补贴或社区协助，都是一种社会承认。照顾家人本身，其实是在为国家的社会肌理及后代贡献。
三、伦理护栏。医疗、教育、社福等领域引入AI时，应严受人类做最终决策的原则，确保关键判断是掌握在人手中，而不是算法。
在假手与不假手之间，始终要守住的是人的核心。当我们谈效率生产力、谈全球竞争时，是不是还能毫无内疚的为“家庭需要我”，留出空间？当社会愿意为更多“只有人能做的事”留白，愿意接受一个员工因为照护责任而需要弹性、一个企业因为道德考量而愿意创造更包容的AI应用与人力资源评估环境，我们也许才会走向一个不被AI奴役，而是由人主导科技、由人决定优先次序的未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