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洗白”（Singapore-washing）这个词，过去两三年越来越常出现在主流舆论中，也逐渐从投资圈与地缘政治讨论中的小众术语，演变成带有情绪与批判意味的标签。
上个月，涉及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Manus的收购案遭中国官方叫停，再度引发外界对科技公司借新加坡设址以掩饰中国身份、降低政治风险的讨论。
Manus虽由中国团队创立，但去年将总部迁至新加坡，并采用国际化公司架构与英文品牌。然而，即使如此，它被Meta收购的计划仍被北京阻挠，也反映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下，企业“身份”已越来越难单靠注册地重新定义。
严格来说，企业利用不同司法辖区进行控股与资产安排，本来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常态，也不限于中企。全球化本就建立在企业“身份可分离”的结构之上：可以在一地注册、另一地研发、第三地融资，再面向不同市场销售。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枢纽，其中一个成功的原因，也恰恰在于它长期扮演贯通东西的中介角色：既属于西方金融体系，又与中国保持深厚经济联系；既强调法治与监管可信度，也让亚洲资本感到文化与商业上的熟悉。
但随着中美竞争与科技安全问题升温，国际资本也开始“阵营化”。如今，美欧越来越在意的，不只是企业“在哪里注册”，而是“真正属于谁”。
当国家安全逻辑重新回到经济与科技领域，任何中介角色都容易被怀疑。过去被视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如今可能被理解成监管套利或风险转运通道。
近日，一名本地投资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感叹，“新加坡洗白”正在提高资本的警惕，甚至连真正扎根本地的企业，也面对更严格审查与更高融资摩擦。文章在朋友圈广泛转载，也折射出新加坡社会对此现象的焦虑。
当然，“新加坡洗白”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近年确实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选择把区域总部、融资主体甚至控股公司设于新加坡，当中不乏降低政治风险的现实考量。
但问题在于，这个概念如今正被越来越宽泛地使用。只要企业架构跨境、创始团队有中国背景、控股层设于新加坡，就容易被怀疑是在“洗白”或“绕道”。
《联合早报》今年3月报道“解读中国两会”论坛时，就引述壳牌公司亚太区代表林瑞光提醒，新加坡应避免留下“脏水”的“新加坡洗白”。这样的说法虽意在提醒风险，却也反映这个词已逐渐从商业运作结构分析，演变成带有情绪色彩的标签。
事实上，许多初创企业选择新加坡，本来就基于现实商业理由，包括稳定的法治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融资便利与区域人才网络。市场审查更严格，也未必全然是坏事，反而有机会区分真正具实力的企业，与仅靠概念包装的公司。
更深层来看，新加坡社会如今对“新加坡洗白”的焦虑，其实不只是针对个别企业或资本流动，而是触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国家身份与金融中心功能高度重叠时，新加坡还能否继续依赖过去那套基于开放来取得成功的逻辑？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作为全球化受益者，对开放、连接世界与吸引资本，一直抱持相当稳定的信心。但在地缘政治升温、国际信任结构改变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开放会否也带来代价？国家会不会逐渐只服务资本？
这种变化背后，其实也是全球金融体系逻辑的转变。金融中心最珍贵的资产之一，从来不是税率或办公室，而是“默认信任”（default trust）。
过去，国际资本默认相信新加坡的监管、法治与中介角色，因此许多跨境结构不必被过度追问。可一旦“默认信任”变成“默认怀疑”，系统摩擦成本便会上升：投资者要求更多尽职调查，融资周期被拉长，企业也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新加坡领导层越来越频繁谈论世界进入更危险时代、国际体系碎片化，以及金融中心面对更高洗钱风险等问题。它反映的是：今天的开放，需要更努力来维护信誉。
李显龙资政去年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谈到“新加坡洗白”时曾说，新加坡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但也会了解它们“是何方神圣”；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也说，“没有人会因为一家公司设在新加坡，就认为它是一家新加坡公司”。
这番话某种程度上也点出今天全球化最难回答的问题：到底怎样才算是一家新加坡公司？
答案或许并不容易界定。但比起急于划清“谁是真、谁是假”，更重要的或许是，新加坡如何继续维持外界对它在制度与规则上的信任，不被卷入越来越情绪化、阵营化的身份政治当中。对一个金融中心而言，真正须要守住的，不只是资本流动，而是信誉本身。
作者是媒体工作者
